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剖析与中国考察

本文基于资本来源视角,对国际资本流动之于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剖析,考察发现:当前资本流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有三:大规模资本流入下的宏观经济调控困难;非均衡资本流入结构下的中国产业问题;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体系构成若干潜在冲击。最后,提出些许资本流动监管建议。     

中国区域间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差距逐步扩大。不论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资本流动都是经济增长水平的决定因素之一,从而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变化情况和特点,然后从区域资本流动的不同渠道综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区域间的资本流动趋势和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区域间资本流动对中国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影响进行了数量分析和理论分析,并依此提出我国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     

金融风暴下国际资本流动态势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向都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宏观经济也在经受着一系列外部冲击的考验。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风暴下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其次,在VECM模型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以1982年至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而,讨论了未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预期未来私人资本净流入和长期资本净流入的减少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同时可以缓解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实际升值的双重压力。而短期资本净流入的预期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不大,且由于滞后效应,其作用在2010年才会显现。最后,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应对建议。     

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渠道与度量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实施

本文创新性构建了包含银行破产机制和去杠杆机制的资产负债表直接关联网络模型。本文发现:(1)四类银行特征和4个外生参数影响四类传染渠道,且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四类传染渠道中去杠杆渠道(Loss~(DEL))和银行间负债违约渠道(Loss~(IA_DF))最为重要;(2)在传染过程中,银行破产会导致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且破产越集中,系统性风险越大;(3)系统性风险存在"区制转换"效应:当低于某一参数阈值,金融体系呈现出随时间递减的"常态"系统性风险(SR),该风险由银行体系杠杆率驱动;当高于某一参数阈值,金融体系呈现出随时间递增的"危机"系统性风险(SR),该风险由银行关联性和资产规模驱动,并主要来源于传染指标较高的大型商业银行;(4)4个外生参数对应了四类针对金融体系整体的宏观审慎政策,脆弱性指标(VBI)和传染性指标(CBI)对应了针对单家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政策,这些宏观审慎政策应根据金融周期(上行或下行)和系统性风险类型(常态或危机)来实施。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规则确立与传导路径研究——基于内生银行破产机制的BGG-DSGE模型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难以为继,世界各国纷纷进行监管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在BGGDSGE模型的基础上内生银行破产机制,构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刻画指标,而后在经典的福利损失函数中引入系统性风险因素,确立了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模拟演绎传导路径和政策搭配等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以动态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LTV)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应以产出缺口和信贷量为信号源,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中应盯住信贷量指标,同时资本资产价格也适合作为参考变量;第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都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但作为常备政策,宏观审慎监管要优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第三,识别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是确立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使政策更有效地传导到实体经济并发挥风险防控作用的根本问题。第四,联合使用两类宏观审慎政策时,合理确立政策规则系数可以增强政策的正向外溢效果,但政策的搭配强度却不易把控。为防止政策错搭引起效果干扰问题,可在常规时段仅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当风险较高时再联合使用两类政策以实现金融稳定。     

入世后国际资本流入增大带来的风险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它不仅对各国经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渠道分析及应对对策

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必将成为我国的最终选择,届时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也必定会出现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增长。因此,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深刻掌握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渠道则是重中之重。     

中国的资本流动:1982～2002

文章分析了1982～2002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结构特征,并对利率平价理论在我国的变形进行了解释。由于自1994年以来中美利率和双边汇率的组合使得套利资本的跨境流动可以获得稳定、高额的利差和汇差的双重收益,论文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证明在我国不仅仅是单向的资本流出,而且存在资本内流进行套利的情况,这种状态使得说明我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趋于无效。我国资本流动的特征呈现出双向、周期性、无风险套利性和非均衡性。     

基于协高阶矩检验体系的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风险传染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断向全面纵深推进,但有关这一进程中风险传染的研究却存在诸多待改进之处。以2000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若干重大事件为节点,运用协高阶矩风险传染检验体系,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状况及动态趋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取得的主要结论包括：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更多发生在波动、偏度和峰度等高阶矩层面;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经历了上升—下跌—上升的非线性过程,其间,2006年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正式进军国际市场和2018年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体系,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各国(地区)资本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呈现聚集性,并在我国实施各类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前期更为显著;中国香港市场和日本市场对我国内地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最为显著,而2018年A股正式成为全球配资标的后,美国市场对我国内地市场的影响跃居第一,美国市场的影响力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而日益凸显。     

房地产市场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中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贷款违约及其与银行业之间的耦合作用等渠道影响银行部门风险.基于持有共同资产网络模型,考虑上述两种渠道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时间维度而言,房地产贷款违约造成的直接风险远小于降价抛售带来的间接风险.空间维度而言,5家大型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等是系统脆弱性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等是系统重要性资产.研究发现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加权资产结构等是重要的风险因素,系统性风险错配指数可以刻画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状况.通过耦合作用分析发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同时也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冲击作用,两者风险的相互强化加剧了风险爆发程度.     

房地产市场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贷款违约及其与银行业之间的耦合作用等渠道影响银行部门风险.基于持有共同资产网络模型,考虑上述两种渠道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时间维度而言,房地产贷款违约造成的直接风险远小于降价抛售带来的间接风险.空间维度而言,5家大型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等是系统脆弱性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等是系统重要性资产.研究发现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加权资产结构等是重要的风险因素,系统性风险错配指数可以刻画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状况.通过耦合作用分析发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同时也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冲击作用,两者风险的相互强化加剧了风险爆发程度.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银行资本网络

在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视角下实证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国或地区之间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往来的影响,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缓冲效果.基于2000年～2016年的103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回归,本文主要发现：第一,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造成负向冲击,显著降低网络中各国资本流动的入度、加权入度、加权出度和加权度;第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冲击;第三,贸易联系渠道和外汇风险暴露渠道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的重要渠道.本文还进一步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影响、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以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外溢影响角度,拓展了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加深了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产生的潜在金融风险的理解,也为各国或地区防范和应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流动全球化存续与发展的系统论分析

系统论研究的结果表明,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宏观稳定、中观开放和微观竞争构成了系统存续与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本流动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资本流动全球化系统的存续与发展同样遵循系统存续与发展的规律。资本流动全球化系统的稳定、开放及竞争和协同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化存续与发展的条件,我国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宏观稳定、中观开放和微观竞争与协同的原则。     

资本流动对资源价格的影响探析

国家的发展必然受到资源禀赋的影响,随着原油矿产品等资源价格的攀升,对左右资源市场的因素需要进行全面分析,本文侧重资本流动对资源价格的影响,着重分析在定价权的争夺上资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产地因素之外期货市场和对冲基金是如何翻云覆雨挟持了资源价格。     

资本流动、外汇管制与人民币内外价值背离

近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我国境内,通过外汇管制渠道提高外汇储备,一方面造成外汇市场供给增加,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央行经常被动性购入外汇,造成外汇占款增多,在外汇占款日趋成为我国基础货币供应主渠道的情况下,我国货币供应量被动增加,超额货币供应成为推动物价资产价格上涨的资金来源,人民币内外价值日趋出现背离趋势。本文认为,外汇管制使基础货币被动放大,放松管制使汇率波动和波动预期提高,二者合并产生了当前的货币现象。     

市场向西、政治向东——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方向的测算

地区资本与外来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是研究地区资本流动的关键,外来资本对地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既取决于外来资本的性质,也受制于地区投资结构。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的方法,本文测算了我国1997~2011年间由外商投资与中央投资的进入所引发的地区资本流动。研究表明,反映市场力量的外商投资的进入会引起资本从我国东部流向中西部,而反映政治力量的中央投资的进入则会导致资本从西部流向东中部。我国东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外商投资的进入与当地的民间资本引发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部分资本从东部流向中西部;相反,西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民间投资更多集中于公共项目,中央投资的进入抢占了当地资本有限的投资机会,从而导致部分资本从西部流向东中部。     

货币政策规则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时变影响——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货币政策理论出发,构建以稳定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多目标”货币政策规则理论模型,并采用1998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开放经济下的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货币供应冲击、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时变与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时间阶段,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存在较强的时变特征。(2)等间隔脉冲响应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期影响效应要高于中长期,而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却存在一定滞后性和扩散性,且价格型规则更有利于熨平外部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3)时点脉冲响应表明,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弱于货币供应冲击,且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回到稳态均衡的速度更快。总体来看,在调节国际资本流动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效果上,价格型规则优于数量型规则,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选择应逐步从数量型规则向价格型规则转变。     

人民币离岸在岸利差和汇差与资本跨境流动

本文探讨在资本账户逐步开放条件下,影响资本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本文选取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香港银行同业人民币拆息利率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以及香港人民币存量为分析数据,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分析法,对香港人民币存量与人民币离岸在岸利差与汇差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RMB存量与离岸在岸利差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两岸即期汇差与人民币存量保持着长期均衡关系,但不存在相互引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