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学研究考察记(一)--访中国研究所

中国研究所是战后日本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在战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加加美光行的中国研究及其倡导的“国际中国学”

加加美光行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重要中国学家,他毕生致力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文章回顾了日本中国学家加加美光行的学思历程,总结了他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并阐述了他的中国观以及他借助中国研究反思日本社会的理念。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加加美光行积极推动的“现代中国学”学科与基于“共同行动论”的“国际中国学”研究范式,指出其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意义。     

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

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楚辞>传入日本到安土·桃山时代.第二阶段为江户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数西村时彦,其对楚辞的研究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加以形容.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     

日本五山"梦窗派"禅僧绝海中津在明经历浅析

本稿试以中国元末明初的“禅文化”1 对日本同时期的中期“五山文化时代”2 的汉文学即“五山汉文学”的影响为主线 ,以明初渡海至中国的日本禅僧绝海中津 (公元 1 3 3 6— 1 40 5年 )为主要分析对象。日本的中期“五山文化时代”按照一般的历史划分方式的话 ,相当于室町时代 (公元 1 3 3 6— 1 573年 )前期 ,即由武士阶段的足利氏将军家执政的幕府政治时期。当时日本文化所处的现状是 :渡海来日的中国禅僧及去中国的日本禅僧所引入的中国文化占据了日本文化中的重要位置。随着元代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兴盛 ,日本汉文学也渐渐圆熟 ,其中 ,起…     

美国儒学研究的历史、特点及走向——兼论儒学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与意义问题

对儒学的研究一直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构成要素,是美国认识、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途径.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启了美国儒学研究的端绪,美国汉学的出现,则意味着美国儒学研究进入专业化研究阶段,随后形成的狭义中国学则开创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汉学对儒学的研究模式.美国汉学和狭义中国学对儒学的研究代表了美国儒学研究的主要模式,也形成不同的知识传统.但整体言之,美国对儒学的研究深受中美关系走势之影响,尤其与中国国力的实际状况相关.这种情况决定了美国儒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及其在整体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只要中国保持持续性的发展,并把儒学作为强国复兴的基本要素之一,美国势必会加强对儒学的研究."中国中心论"和"文明互补论"亦势必成为美国儒学研究的主流模式.中美代表当今世界两大文明体系,二者的互相深入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

日本高度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日本就已成立了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机构、学会等,每年都有全国性的研究大会召开。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本文介绍了日本研究当代中国的主要机构、学术团体和目前各大学协同开展的有关中国的研究,并从这一现象出发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     

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

本文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发展脉络的一个大致的梳理。随着 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到达中国 ,美国也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经过各国学者的努力 ,中国哲学的基本面貌被介绍到了美国。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大都局限于先秦时期 ,并存在不少误解。作者认为 ,虽然此一阶段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乏善可陈 ,但是作为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 ,仍应引起重视。     

知情权研究述评

20世纪70年代末,知情权的概念从西方介绍到中国,90年代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SARS事件后,知情权研究渐趋升温.知情权在中国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水准的研究成果;当前研究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理论研究比较粗浅,基本法理尚不明晰,对社会问题研究不够.今后应继续加强对知情权基本理论的探讨,从制度层面上研究知情权的实现,健全知情权的救济机制.     

大连的都市文化与日本近现代文学

大连,历史上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战前和战时聚集了一批实力派的日本作家和诗人,他们不仅创作小说和诗歌,还创办杂志、组织社团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连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日本文学的中心地.战后,曾在大连生活过的日本文学者和二代日本人创作了很多有关大连的文学作品,日本近现代文学也因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活动被印刻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研究日本文学与曾经的殖民地都市大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切实的现实意义的重要文学课题.     

《当代日本中国学治学历程——中国学家采访录》出版

《当代日本中国学治学历程——中国学家采访录》于201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记述了对10位当代日本著名中国学家的采访,由学者本人讲述从事中国研究的经历,主要学术观     

中日"泡沫"生成环境的非同质性探析

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寻求借鉴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比较与借鉴应该有正确的参照系,不能超越经济的发展阶段.否则,就会开错"药方",误导大众.从发展阶段、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宏观经济状况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 目前的中国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更加接近,彼时日本治理通货膨胀、克服石油危机并推动经济转型的经验更值得借鉴.     

东亚福利体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的比较分析

在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下,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在儿童照顾领域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福利态度.利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 2012年的数据,对东亚国家社会成员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进行判断,从国家与个人特征两个层面分析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到有限的儿童照顾政策影响,东亚福利体制国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总体倾向于家庭化,由韩国、日本到中国家庭化程度逐步加深.儿童照顾福利态度更多受到个人特征影响.性别、城乡与劳动力市场因素是影响中国、日本与韩国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的主要差异点.日本与韩国女性的不利地位使得处于育儿阶段的女性期待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儿童照顾支持,快速城市化使中国的大城市居民对儿童照顾支持有着更高的期待,隔代育儿的传统则使中国的就业者与育儿阶段的女性能够从家庭获得更多帮助.     

中国的日本研究及中日关系研究的焦点——在“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1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自1981年成立以来,日本所和美国所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的不同阶段。日本所和美国所作为同样经历和同等职能的国别研究所,面对后冷战时期的结束、多极化世界的来临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新格局的形成,正在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和美国研究发挥积极的智库作用。根据会议安排,我首先介绍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然后着重谈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结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日本跨国公司在对中国投资的不同战略阶段,选择了不同的R&D投资组织形式.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的行业结构是伴随其对中国投资战略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业设立的R&D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机与电子机器、机械、化工医药和汽车及零部件四个行业.从投资地区结构来看,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企业则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针对日本跨国公司对我国R&D投资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应构筑包括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政策、改善R&D支撑环境政策和促进跨国公司R&D溢出政策在内的吸引外商R&D投资的政策体系.     

日本私营企业治理的动态演进及其启示

日本特有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与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共同决定了日本私营企业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过程中制度变迁、权力结构调整与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内在关系的分析,探究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的机制,并结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企业治理转型中职能定位、资源能力与治理环境的匹配.     

中日宪政初始阶段比论

在近代宪政的初始阶段,中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制定宪法的任务。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审视以往比较研究中关于在近代宪政道路上日本获得了成功而中国遭遇了失败的论断。事实是通过辛亥革命,中国的立宪事业摆脱了跟在日本后面亦步亦趋的状态,走上了新的道路,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日本的明治立宪虽然比较顺利,但是历史证明它并没有取得真正成功。     

日本对东盟政策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可以划分为各具特点的若干阶段。日本对东盟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均有所调整。同时,日本对东盟政策也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过程中,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论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都或多或少与其对华政策相关。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对东盟关系中中国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定位与对中日关系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互为表里,虚实相间。     

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

内藤湖南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核心是以文化为标准界定中国历史分期的时代区分论.日本二十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围绕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的展开与深化.从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及其相关论争,可以窥测二十世纪日本研究中国史学的若干特点与动态.     

论国际制度视角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

国际制度对每一个开放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国家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和参与程度,可以透视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从国际制度的视角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并以国际制度理论深入分析每一阶段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中国处理好国际关系,保障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日本企业对华经贸——体制改革、战略调整和发展趋势

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直是日本企业对华贸易战略调整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起步阶段,面对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日本企业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加强与中国各部委、研究机构等所属企业和地方企业的贸易合作,大力开展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等;改革开放深化阶段,随着我国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使日本企业确立了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的对华战略,开展贸易型投资,构建沿海物流网络;入世后,随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制深度对接,日本企业则采取了综合战略,构建涵盖商品流通各个环节的综合贸易和销售网络,以及"三位一体"的物流体系,提供全球性供应链管理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日本企业对华战略的积极调整极大地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