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通过对各个族群进行“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比较 ,可以分析在各族群矛盾中有多大程度属于在文化与认同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族群冲突 ,又有多大程度上应当属于“社会分层”带来的贫富矛盾。本文使用 1982年、 1990年和 2 0 0 0年我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 ,结合近十几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我国族群分层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 ,依次分析了各族群在教育、产业、职业、城市化水平这 4个方面在全国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希望能够推动我国学术界对于“族群分层”的研究 ,同时有助于政府制定改善族群关系的政策和预测族群的发展前景。     

基于族群记忆及公共生活的广西壮族板鞋运动研究

广西壮族板鞋运动的起源与族群的历史记忆及公共生活密切联系,承载了广西壮族鲜明的族群文化特性.它从族群符号、集体记忆到运动文化,从原生形态到多元融合的演变历程,体现着社会公共生活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轨迹.     

澳门土生葡人族群及其文化特点

土生葡人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个具有独特国际意义和族群文化意义的族群.它伴随着15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在亚洲通商、殖民活动的历程,在多个民族接触、通婚的基础上形成,其族群文化生动地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并随着澳门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的特征.本文从血缘、婚姻、语言、习俗、族群意识与族群关系及其文化变迁等方面来探讨土生葡人族群的文化特点.     

"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梅州召开

由嘉应学院主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承办的“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月11-13日在梅州召开。韩国、台湾以及内地等研究机构共10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主要议题有:客家历史与文化、客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客家民俗艺术、客家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客家与周边族群互动等。会议旨在为不同地域的客家研究者搭建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使客家研究更加客观、理性和深入。本次学术讨论会有两场主题报告,其均于客家研究和建构客家学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第一场报告以“族群关系”为关键词。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探析了韩江流…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论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

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各个族群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汉族地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他族群也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族群缔结婚姻的习俗和标准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它不再是单一的风俗习惯标准或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环境、人口规模、居住格局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从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以台湾客家文学为观照对象

台湾客家精神特征的形成,来自客家族群开山拓土的迁徙历史和悠久的文化记忆,又可追溯到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底蕴。透过台湾客家文学创作,在铭记故乡的祖根文化记忆、传承耕读文明的客家庄生活方式以及坚守客家的语言、族谱和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可寻觅客家族群生活中保留的河洛文化遗风,也由此见证了客家“根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渊源。     

唐代獠人的书写变迁史

獠人在唐代具有族类泛称的“獠”、社会阶层的“奴”、地域歧视的“南方人”三重内涵。獠人概念的多元化表明,原本作为非华夏族称的“獠”衍生出华夏阶层、地域性称谓,从华夏外部的族群分类向内部的人群分类转换。随着南方华夏化的推进,南北朝以来泛指巴蜀非华夏族群的獠人在唐代重新分化出专称獠属,同时巴蜀獠人与其他族群的界限逐渐清晰。相反的是,岭南獠人的边界急剧扩张,“獠”替代了“俚”成为唐代岭南非华夏族群的泛称。由于岭南俚人的华夏化先于獠人,唐代“俚”的族类含义消减,作为华夏内部阶层、文化指称的倾向日益突出,其过程与“獠”概念的嬗变如出一辙。相较于“客观实体”论,从“族类观念”的视角观察中古南方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与民族关系,或许可以更加贴近当时人的认知。     

从社会资本到族群意识:以胡文虎与客家运动为例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胡文虎生平的一些回忆和报刊杂志史料进行整理,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分析胡文虎如何结合自身经济积累,利用中国近现代复杂的历史环境和客家在海外的特殊境况,运用“社会资本”参与客家运动,塑造客家“族群意识”的过程。目的是将客家精英的所作所为与客家族群的发展联系起来,以求对客家社会历史和客家族群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封闭均衡与社会道德：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整村行骗”的思考与治理

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电信诈骗致死案牵出了“整村行骗”的问题。简单诉诸功利主义无法全面解释“整村行骗”现象。“整村行骗”的德性源自于封闭族群生物适应性竞争中的演化稳定均衡，行骗是这些群体成员的演化稳定均衡。封闭族群的均衡在开放社会中与国家普遍意志和社会现代道德存在着严重冲突。传统族群价值观的转换与重构既离不开第三方外在的强制，也离不开现代道德价值观的宣传和法治意识的植入。同时，传统宗族和村社的功能在开放社会也面临着转型的任务。     

东周时期古式青铜罍与华夏边缘的族群认同

在形制和装饰方面具有早期特征的32件古式青铜罍,可以划分为圆肩、折肩两类,二者分别以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西周中期的同类青铜罍为原型进行了仿制。古式青铜罍的时代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分布于范围广阔的华夏边缘地区,构成了一条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结合“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与族群认同理论,古式青铜罍可视为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标志”。古式青铜罍象征着更加久远的时代,因而同时具有“超越本地”和“超越现实”的价值属性。古式青铜罍主要为社会上层所拥有,是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存在“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考古学证据,社会上层通过古式青铜罍等物品所代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实现其“领导策略”。     

“城中村”研究的三种视角

“城中村”是改革以来迅速城市化过程中突生的社会现象,是传统自然村落经受城市化洗礼后的“变异”,是介于现代城市与传统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学术界对这一特殊“现象”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社会变迁”、“共同体”、“社会问题”等三个不同的视角。     

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城市社区建设管理的体制缺陷与创新构想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渐过渡,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整体的深刻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这就带动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国家制”向“社会制”等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推动了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进程。对于社区建设和发展而言,传统街道式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体制创新是城市社会变迁的本质要求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居民以单位为其社会空间的组织基础,单位是控制和调整整个社会结构的中枢系统。在单位体制下,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单向直线式关…     

谁来“割蛋”:1950年华北“割蛋”谣言再分析

从"割蛋"谣言发生的时空出发,本文重点分析谣言中的几个"割蛋人"形象产生的根源,指出"割蛋"谣言是有浓厚的社会基础的;通过谣言爆发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作者指出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最后通过"割蛋"谣言与其后发生的浙江温岭"下毒"谣言比较,进一步说明谣言是荒唐的。谣言建立在社会的集体记忆与社会变迁的基础之上,发生在社会机制存在问题的时候。     

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及其逻辑困境

金里卡是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潮的杰出代表,而少数族群权利理论是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关键.从权利主体、权利种类、权利实现的制度设计以及国家在保护少数族群权利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几个角度剖析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的构成要素,指出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的底线,即实现“族群内自由”和“族群间平等”,并分析维护这一底线的方式,即捍卫“外部保护”和反对“内部限制”.在肯定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揭示其逻辑困境.     

论集体记忆对民族历史的补充作用——以彝族服饰的虎纹意向为例

长期以来,人类学研究领域对历史文化书写的绝对客观性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讨论,认为在当下对族群历史进行实证研究时,不能忽略了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可选择性和主观性。集体记忆作为人类群体的普遍性经验,是指导集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对族群集体记忆的把握,是了解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如何使用内部观念的重要途径。借助对特殊文化符号的分析,如对彝族服饰上的虎纹图案的解读,可窥见集体记忆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补充作用,即可通过对被赋予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的阐释,发现指导族群历史建构与发展的内部经验及其有效途径。     

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族群

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社会认同借以产生的载体和工具。族群语言的改变往往反映出族群内部、族群与族群之间认同结构乃至社会秩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和谐社会必将是一种在社会统一体内部族群间认同程度较高的状态,在语言方面就是要实现多族群语言和谐共生的繁荣局面。少数族群在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存在语言适应困境,其族群语言较容易被转用甚至消亡。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正确处理集团内认同与集团外认同的关系,帮助少数族群提升自我价值,合理地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历史记忆与族群关系——永靖县新寺乡孔氏回族的人类学考察

在族群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历史记忆作为维系族群文化内涵的纽带,是族群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对族群关系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对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各民族和睦相处起着重要作用.从人类学视角,通过对永靖县新寺乡孔氏回族聚居社区的考察,厘清孔氏回族的历史脉络,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别阐述族群关系状况,揭示当地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