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本位迈向权利本位

大学治理效能决定了大学治理向现代化递进的成色,其有效性需要在权力—权利的双边互动关系中呈现。中国大学治理呈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趋势,且治理成效显著。在权力逻辑中,由于大学权力精英治理事实与民主参与价值之间的疏离,需要廓清各行动者权力的边界。在权利逻辑中,大学治理要切实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将这一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大学治理的核心机制。基于此种认识,大学治理必须坚持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以利益相关者权利确立大学治理的根基、以法治凝聚大学治理的共识、以集体行动创造大学治理动力、以质量文化提供大学治理支撑,由此确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点,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法治视域下高校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价值取向、主要问题与路径选择

法治是高校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有效途径,其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依法保障大学生 权利、建立校园法律秩序、实现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等三个方面。现今,高校群体性事件治理 还存在着大学生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学生管理者的法治意识有待加强、学生管理法律法 规不健全等主要问题,应从保障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树立以学生权利为本的法治理念、完善高 等教育法律法规等路径解决。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民生权利法治保护研究

民生权利保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民生权利的保护和促进为本,在改革和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法治的实践要求。民生法治对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要求。面对民生法律制度体系立法碎片化、民生法治化程度低、缺乏民生权利意识和程序机制保障的问题,需要重新设计民生保护的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民生法治根基。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大学的公共性与我国大学的共同治理

公共性是包含公益性、公开性、平等性、共享性等含义于一体的复杂概念.现代大学是具有高度公共性的典型领域或机构.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必须建立一种体现大学公共性本质要求的共同治理结构;以发展参与式民主作为大学共同治理改革的突破口,以政府职能的改革为先导,以大学章程的贯彻落实为起点,以法治理念重构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在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立法保障上体现大学公共性的内在要求.     

权义契合与秩序转进:高教管理体制变革下学生权利保障研究

在高教管理体制变革新形势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高校权利文化是我国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高等教育领域涉及大学生权益诉讼案件和争议问题骤增,如何解答并构建学生主体权利实现的法治基础与制度体系,应从高校教育管理主体与学生主体的多维度法律关系入手,以权利文化背景下制度完善和权利实现为根本,重塑传统管理本位下权利保障理念,从高等教育关系、教育教学关系、多元化法律关系上保障学生主体权利。     

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路径研究

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对于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法治，能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以规则之治来保障信息技术的安全使用，以权利履行和义务承担来防范信息技术的滥用，进而建立起安全、高效、智能的数字治理体系。然而，配套制度不完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现实窘境，使得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法治建设面临着不少的阻碍，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为此，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由此才能规避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民法典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石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被奉为至理名言,从而在民法典中奠定了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基石,进而人们把《民法典》奉为“公民的权利宣言书”。诚然,民事权利保护是民法典的出发点,也是民法典的落脚点,但这远远不是民法典之所以伟大的全部。从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社会构建的视野,对民法典的社会价值略作管窥,会发现民法典为基层社会治理明确了应该遵循的诸多基本规则,在赋予权利的同时也明确了社会生活的义务底线,民法典也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法治蓝本,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承担原则和责任体系使社会治理中责任承担机制有了刚性依据和强制力保障。因此,民法典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法治社会的法治基石,必须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民法典的社会功能,让民法典真正走近群众,实现其社会治理效能,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和鲜活的中国社会实际为根基,使我国的民法典的社会价值更加凸显、社会影响更为深远。     

论保障公民权利与制约国家权力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制约国家权力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制度是法治的关键环节。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标；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     

大学校园应建立听证制度

大学法治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方面,而目前我国大学对学生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建立校园听证制度对大学的法治建设,对大学生权利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话语和关系话语

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良性关系。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然而,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时,作为法治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利话语却遭遇了许多质疑。对权利话语的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的分析可以表明,权利话语在西方社会遭到的批评并不足以证成其在中国的困境;相反,以特殊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点的关系话语才是该问题的原因。     

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

大学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潜在中坚力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将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其大学期间法律素养的培育,直接关系着其未来参与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就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公民人格而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核心观念包括主体性意识和守法精神,前者旨在强调大学生作为法治建设主力军应具有的主人翁精神和权利意识,后者旨在强调其责任担当意识。     

规则体系到法治体系：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演化的认识论进路

中国特色大学治理规则体系业已形成,它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是,其形成过程中偏重以成文规则确定治理结构的建构理性主义路径不再适合未来我国大学治理法治体系的形成,完善大学治理体系需要转向进化理性主义思路。中共十五大到十九大报告中有关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叙述的内在逻辑为未来中国大学治理法治体系形成提供了框架与路径。     

政策、管理与实施：斯坦福大学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近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学生的参与对大学治理成效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斯坦福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其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经验无疑对我国大学治理具有启示意义：斯坦福大学在《行政指南》《斯坦福公告》、学生评价制度等政策文件中制定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相关规定,为学生参与提供合法性依据;斯坦福大学学生联合会、学生参与办公室、志愿学生组织等学生组织团体构成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主要组织形式,保障学生的有效参与;斯坦福大学实施赋予学生组织以自治的权利、给予学生组织独立的物质资金保障、实现学生参与路径的多样性、提供适度的参与内容与范围的策略,促进大学管理的高效运行。基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结合我国大学治理实际,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学生参与的制度规范、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的权力结构、拓展学生参与的范围与途径等措施,继续优化提升我国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实践成效。     

论司法独立与权利保障

司法独立的目的是利用司法权更好地保障权利。权利由制度来保障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保护权利是西方法治的一贯精神。权利保障和司法改革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两项艰巨任务。事实证明,司法独立作为一项手段,对权利的保护比历史上其他司法手段更具优越性。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为完成执政历史任务、巩固执政社会基础、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文章主要从法治的视角来系统论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从我国当前法治的制度现状、法治的功能以及中西国家治理的历史比较三个方面来分析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必要性的.其次,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在于,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权义契合与秩序转进:高教管理领域法权冲突及其完善

权利文化是构建高校制度体系和实现权利保障的理论形态,权利时代背景下重视和保障权利问题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在高教管理体制变革新形势下,高教管理领域法权冲突体现为一种特定的法律现象和权利义务均衡关系,学生主体权利保障已成为法权关系矫治的主要问题,在以权利为本位基础上,最终解决主体权利多元化冲突的实质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维度:一是以权利文化构建权利实现的法治基础与制度体系;二是以法定权利强化公权规范体系建设与法权保护;三是以法权逻辑创设学生私权维护与救济体系。     

宪政体制下的刑事诉讼:权利维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首要任务。刑罚权既是权力又是义务,二者的同一指向是权利。权利占据法学理论的中心,权利语言可以左右利益合法的主要规定性。从权利的脆弱性,侵害权力的扩张性以及二者矛盾的内在性和尖锐性,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更能反映一国法治程序的全貌。因此,以刑罚权基本属性为基点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意味着"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实现宪政,构建刑事法治程序,必须正确认知刑罚权的权利保障属性,使刑罚权的行使最终归于权利规则之内。     

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定位与智识资源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核心内容与保障条件。治国理政的中国道路必然以强化国家竞争力、防止国家衰败、促进人权的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善治、强化执政正当性为目标。建构以法治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统摄之下,实现西方法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的积极成果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汇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