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从知识论的视角看,政府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发展的理论原点及基本路径,这一路径往往遭遇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从一般规律来看,特定政府的失败往往是政府事实对于政府价值的颠覆.政府理论并不能简单地从应然的政府价值中进行推导,应该服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治理的传统与现实需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理论的原点并不存在,政府理论只是回答了特定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困境与任务.在当代中国,政府理论遭受着知识与需要两个层面的拷问,中国化的政府理论只有从芜杂的理论丛林中突围出来,才能构建属于自身的理论体系.     

政府价值的自我求证 --兼论机构改革的本质

政府的价值是通过政府与国家、政府与社会、政府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缘于"经济人"的特性及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矛盾运动,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对自身的合理性不断进行价值求证.机构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政府价值自我求证的重要内容.政府的价值求证是一个过程,因而,机构改革也没有终点,每一次改革都是政府自身在价值求证中不断优化的过程.     

论当代西方政府价值融合的局限性

政府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每一个成熟的政府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和认识,倾向于某一种价值选择.传统政府价值始终倾向于自由与平等,并在这种二元价值选择之间左右徘徊.跨越二十一世纪的前后数年间,西方政府对于自身的价值选择呈现一种新的趋势,即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模糊两种传统政府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以期实现二者的理性融合.然而,当代西方政府价值的融合趋势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推动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繁荣和理论重构,并为当代西方政府的"中间路线"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价值引导;但另一方面,这种融合趋势存在固有的内在缺陷,其中包括理论融合的方向性缺失、实践层面融合的模糊性、意识形态层面融合的局限性等等,这不仅饱受各方面的枇评,也对西方政府的实践活动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为此,正视当代西方政府价值的融合趋势,系统厘清其内在缺陷与不足,是推动其理论及实践向前继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也必将对进一步完善当代西方政府价值有所裨益.     

以社会重建政府——基于公民权利保护的视角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体系正面临着治理碎片化和社会一体化的双重困境:在整体性社会无法建立的时候,弥散的社会不信任潜在地支持每个成员进行自我权利保护、消费公共政策、透支社会资本,并维系着碎片化的公共治理;而目标一致的社会又会给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带来压力。如果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难以形成一致的目标,那么整体性的治理体系就难以建立。因此,转型期的公共治理需要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前提下,以社会目标、社会价值和社会资本来完成对政府的重塑。     

论公共问题的政府规制:合法性及其限度

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日益增生和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提出了政府规制的要求.通过政府规制维护、实现和延续公共利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趋势和必然要求.从公共问题、市场制度与政府规制间的关系中可以探究公共问题的性质和表现,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冲突中可以揭示政府规制在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的基础,同时,基于政府行动能力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影响,可以展示政府规制的限度.     

浅析新世纪政府行为的价值选择

新世纪我国政府行为价值的选择应主要体现在效率与效益 ,公平与公正 ,责任政府与服务政府等方面 ;选择的重要方面在于明晰政府的角色 ,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 ,从而最终从总体上提高政府质量。因此 ,在我国行政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 ,我国政府应实现从法外行政向法理行政 ,信念行政向责任行政 ,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     

中韩服务型政府建设比较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韩两国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韩国不仅对欧美国家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经验进行了亚洲式处理,而且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因此,比较中韩两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韩国政府积极运用竞争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倡导顾客导向、结果导向,推行绩效评估,这些做法对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韩国政府在政务公开、电子政府建设、公民参与渠道建设、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值得中国重视.中国政府主张建立学习型政府,提升公务员的服务技能,以实验方法推进政策创新,以适应公众日益变化的服务需求.这些做法对于韩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也具有参考价值.中国政府重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着力建设法治政府,这其中的某些成功经验对于韩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即认为政治制度有野蛮与文明之分，只有文明的政府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自由与繁荣，其理想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另一个是经验意义上的，即认为政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其形成有着自然的历史过程，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休谟一方面探讨了商业、风俗及理性的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公共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休谟指出，鉴于社会大众易受迷信的影响，社会的明智之士应当采取“审慎的社会变革观”，在尊重传统和保持权威的条件下推动正义和自由的实现，并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及实现

秩序是政治生活基本的价值,供给秩序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服务型政府是公民本位的政府,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础。但是,惟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能发挥正向功能,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对服务型政府构建具有多层价值。为了充分发挥这种价值和效用,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努力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理想的传承:对平等与公平关系的思考

平等和公平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人们理解和运用这两种观念时,很容易将它们混淆。当代学者多是在"什么的平等"这一角度上看待平等的概念,而忽视了平等的本意和平等的价值。现代理解平等不仅指相同性,还包含了利益和差异的因素。平等作为理念给人一种永恒的理想,同时对普遍平等的现实效果考量衍生出现代意义的公平。现代意义的平等只有在公平、正义的框架下才有真实的内容。在这个框架下,平等为公平提供理念的支持,公平则成为平等思想的价值延伸。公平在价值上超越了平等,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社会公平的实现成为了当今人类社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公平是需要人类不断探索、实践的治世原则,是固守着特定平等的社会正义。     

论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公共价值理念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 ,存在着社会整合机制的削弱、文化的分裂以及价值观的冲突与紊乱等现象 ,使整个社会面临着群体与个体、道义与功利、公平与效率、和谐与竞争、自由与规范等多方面的价值冲突。对此 ,在价值观教育的取向及其战略选择上 ,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着力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的公共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 ;二是注重社会主导价值观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本位的“新集体主义价值”的引导与建设     

试论政府公信力的生成基础

政府公信力作为一个政治心理范畴的概念,体现的是政府通过自身的公共行政行为赢得社会公众对其信任、支持与认同的心理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认同。政府公信力的生成有赖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公共规则体系的公正性以及掌握意识形态资源的丰富程度。有效性反映政府满足社会公众公共需求的水平,与政府治理能力和绩效密切相关;规则体系的公正性,要求政府权力的来源与运作遵循一定的程序与规则,涉及到制度创制与运行的公正性和规范性;意识形态资源基础,表明政府公信力的生成离不开从公众的政治信仰、政治价值取向等理念层面获取支持,三者分别构成公信力生成的利益、制度与价值认同基础。其中,利益认同是基础和前提,制度认同是关键,价值认同是核心。     

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与地方政府经济职能

公共物品只是某一特定集体的公共物品 ,具有一定的区域性。集体的规模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有着重要影响 ,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 ,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 ,地区间差异和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取向等也决定了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增加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一个可行途径。     

论政府投资方式的选择

政府投资领域决定政府投资的方式。在纯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一般采用全额直接投资方式;在准公共产品领域,应采取多元化的投资运营方式,充分动员政府、社会团体与企业的投资资源;在竞争性领域,应以民间投资为主,各级政府可少量投资以起到间接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论公民社会的价值意蕴

成熟的公民社会蕴含着深刻的内在文化底蕴和价值理念。从思想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基本的价值意蕴。自由主义作为公民社会价值意蕴的核心是消极自由,其直接表现为私法自治精神,只要是私人能完成的事务就不准公共权力插手,但单纯的自由主义还不足以支撑现代公民社会。共和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另一个价值意蕴,其核心理念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自由,直接表现为公共精神。从宏观方面来说,自由主义型塑了政府与社会二分的社会结构,政府不准过多地干预社会事务;从微观方面来说,是共和主义的公共精神造就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而没有现代公民就没有现代公民社会。     

我国房价虚高的政府职责探析

"安居乐业"的传统习俗和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再加上住房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其他社会改革措施的不配套,决定了我国政府不应把房地产完全推向市场.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把房地产完全推向市场,而是把住房保障作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头等大事,把人人有住房作为施政目标.而我国的城镇住房改革却把房地产完全推向了市场,造成房地产价格虚高不下,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出台<住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住房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和政府的责任;全面反思开发商模式,强化政府的行政监管职能;推动地方政府转变GDP增长观念;改革住房用地的审批与拍卖制度;强化对社会资金和国外游资的监控力度等多项措施,遏制房地产泡沫,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相比,政府控制公司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负担,其掏空和侵占行为较为严重,因而具有较低的企业价值。对于政府控制公司而言,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对其所控制公司的干预和侵占行为越严重,从而企业价值就越低。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小,低行政级别政府控制对国有公司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也相对较小。其政策含义是应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并从根本上完善制度环境,提高市场化进程水平。     

社会变迁与政府行政模式转型

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传统行政模式的落后、陈旧、无能与低效日益凸现 ,直接阻碍了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及社会的发展 ,因此 ,我们必须跳出政府行政调适性改革的窠臼 ,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发势向和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 ,实现政府行政的范式转换或模式转型     

论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公共危机的处理是对政府行政系统在管理社会事务能力方面的综合考量,对政府的形象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公共危机和政府形象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在公共危机中塑造政府形象的措施建议。     

社会风险管理中的公共信息与政府决策

社会风险管理中的公共信息与政府决策表明,公共信息在政府做社会风险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社会风险决策是社会风险管理中政府根据所获得的各种社会风险公共信息,排除社会风险决策所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做出最终决定的过程。社会风险管理中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决策中对政府提前预防、有效规避社会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充分发挥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才能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突发社会风险时的决策作用,有效规避社会风险。本文对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管理中政府社会风险决策中的价值表现及其运用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