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记》

《琵琶记》没有列入《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南戏之内,不少人为它叫屈。王骥德《曲律》(1610)已经说不清这个说法的由来,但是一个来源久远而被公认的说法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南词叙录》称《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蔡二郎》为“戏文之首”,但《琵琶     

一部闪烁着启蒙思想光辉的伟大剧作《琵琶记》

当为中国戏曲史翻开了光辉首页的元杂剧逐渐盛极而衰的时候,高则诚(1305—1368以后)随即接过戏曲文学的大纛,继续把中国戏曲的发展推向前进。他的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琵琶记》,成了风靡当时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四大南戏”的卫冕之作,被尊为“南戏之祖”;而它在宋元南戏基础上提高创新并更加完备成熟的剧本创作体制,则一直被尔后明清传奇剧创作奉为绳尺,几百年间沿袭运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与     

元代南戏《赵氏孤儿记》的重要价值及版本源流

南戏《赵氏孤儿记》产生于元代后朝,是以元刊本杂剧《赵氏孤儿》为参照写定的。今存较完整的富春堂本、世德堂本《赵氏孤儿记》是从南戏向传奇过渡中的作品,这一点可以从其剧名和结构特点上看出。在今存赵氏孤儿报仇故事的几种南戏和传奇版本中,其出现的先后次序是:《九宫正始》收《赵氏孤儿》本、《风月锦囊》载《大全孤儿》本、富春堂本、世德堂本、传奇《八义记》。这些版本按其承继关系又可分为两个系统。     

谈明人对《琵琶记》的评改

有明一代,《琵琶记》一直盛行不衰,当时有许多种本子在社会上同时流传。①保存至今的十多种明代版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版本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与已故钱南扬先生的主张有关。他将清初陆贻典的钞校本迳称为“元本”,并据以作《元本琵琶记校注》。为了推尊这一钞本,他对《琵琶记》的多种明代版本基本上完全否定。他认为明代人不谙曲学而又轻率粗疏,对南戏剧本的体格调式妄加改窜,使之“面目全非”;又认为明代人思想保守落后,改本往往削弱了原作的积     

《白兔记》的版本问题(二)汲本系统

前面我们讨论了《白兔记》富本系统的版本问题,现在我们再来讨论《白兔记》汲本系统的版本问题。向来论汲本者均认为它是元传奇。所持理由是汲本虽是明崇桢间梓行的,但就其一些曲辞和早年诸曲谱所收《白兔记》曲文相同来看,汲本远较其梓行年代为早。《南曲九宫正始》收录的元传奇《刘知远》曲文五十九支,散见于汲本的计有五十七曲,除两曲汲本未收外,所收诸曲与《南曲九宫正始》所收,大半是语句上的差异,《旧编南九宫谱》收有汲本曲文两支,即第八齣的[金井水红花]与第十六齠的[搅群羊];《南九宫谱》收有汲本曲文十八支。《旧编南九宫谱》有明嘉靖己酉(一五四九年)匣陵蒋孝源序(该谱已收入《玄览室丛书》三集第三十册)。另外,《九宫正始》冯旭序     

论明人改编本《白兔记》对刘知远和李三娘的重塑

明代戏曲《白兔记》在“前文本”的基础上对主要人物形象进行改写,女主角李三娘由“前文本”中大胆泼辣、吃苦耐劳的“农家女”逐步被改写成孝顺父母、善良贤惠、吃苦耐劳、忠贞不二、重视家庭、宽宏大量,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贤妻；而男主角刘知远亦由“前文本”中神灵附体“发迹变泰”的负心汉逐步被改写为文武兼备、重情重义的好丈夫.剧作家通过人物的改写迎合大众对“士夫贤妻”的审美期待和重视女性“贞德”的文化心理,还试图弥补刘知远的道德缺陷,但主角形象亦即丧失了“野性”的光芒.     

从"南戏"说到《六十种曲评注》

南戏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一块瑰宝。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毛晋,将南戏的著名文本编辑出版成《六十种曲》。今人又对毛氏的《六十种曲》进行校勘、标点、评注,并予以出版,书名曰《六十种曲评注》。本文以翔实的资料,全面阐述了南戏的发展演变、主要剧目及艺术成就;认真考证了《六十种曲》的版本变迁及各种版本的优劣得失;并对《六十种曲评注》一书做出了公允的评价。本文虽为一篇书评,但对南戏及六十种曲的研究,却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论张凤翼及其《红拂记》

从明朝中叶以后,到清朝中叶为止(公元一五二一年——一七七六年),约二百五十余年中间,乃是南戏传奇最繁荣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在此以前,南戏在元末明初间,已经有过一度的改进,《琵琶记》与《荆》、《刘》、《拜》、《杀》诸作品,较之前此宋元戏文作品,篇幅都由短而长,情节都从简向繁,题材都自狭而广,文词都舍俗就雅,描述都变粗为细,已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昆腔亦于此时出现,与其他各地方唱腔角逐艺坛,各呈所长。由此直到正德、嘉靖年间(公无一五二一年前后)曲师魏良辅更改进昆腔,梁辰鱼用昆腔写《浣纱记》,使南戏在音乐唱腔方面也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好似春天里促使万朵花蕾齐放的东风,在继续繁     

论《琵琶记》在南戏传奇中的地位与影响

元末明初人高明写就的《琵琶记》历来有“南戏中兴之祖”的称誉。谈到高明及《琵琶记》,明人张琦说:“自金、元入中国,……大江南北,渐染胡语;而东南之士,稍稍变体,别为南曲,高则诚氏赤帜一时,以后南词渐广,二家(指北曲、南戏)鼎峙”(《衡曲尘谭·作家偶评》);日人青木正儿说:“《琵琶记》实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后日作南     

广陵刻印校补本《成化新编白兔记》再补正

无名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于1976年在上海嘉定县的明代古墓中发现,它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传奇刻本.上海历史博物馆影印了此书(以下简称上博本);问世以后,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但原书文字舛错,衍夺、颠倒、阙文以及字跡模糊等等缺点,随处皆有,阅读起来极不方便.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作了校补,刊出《成化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以下简称广陵校补本).可以说是对比书的整理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此外,胡竹安同志又对广陵校补本作了补正(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1984年第四期),也是有成绩的.笔者近来读了上述各种版本《白兔记》以及胡竹安的文章,也想来作一点校补方面的工作.     

试论南戏在发展中的思想倾向

关于宋元南戏产生的年代,目前尚无统一的看法。人们判断南戏产生时间的依据,主要是以下两条资料:一条是明代祝允明在《猥谈》中记的,他说: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 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另一条是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记的,他说: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 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     

试从宋元南戏中“婚变戏”的演变探讨“张协拒婚”问题

《张协状元》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宋元南戏剧本之一,代表着南戏草创期的艺术成就,对研究南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人们至今对《张协状元》这样有重要价值的南戏的研究还很不够,对其中“张协拒婚”剧情的评析更欠妥当。周贻白先生认为,“若论剧情经过,其间颇多不甚自然之处:如张拒娶王胜花,而又将贫女打出,甚至将其砍伤,实为一大矛盾”。钱南扬先生认为“张协拒婚”与张协的“自私自利、向上爬的思想相反,使剧中人的性格前后矛盾,处处感到不真实,”“破坏了人物形象的完整”,“在艺术上也具有很大的缺陷”。而笔者则认为,“张协拒婚”是其自私自利、虚伪性格发展的必然,它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给剧本增添了色彩,标志着南戏中“婚变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琵琶记》不愧为“驿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光”的艳冠群芳的长篇戏剧巨制,它可以和《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论相提。《琵琶记》散入各个地方剧和各种唱腔中,变化万千,各有特点,但无不以高著《琵琶记》为其兰本。几百年来,这个剧本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广大人民都追随着张太公对蔡伯喈的气恼痛骂而气恼痛骂,更追随着他对赵五娘的同情体贴而同情体贴。 《琵琶记》并非高明独创,早在南宋初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正唱蔡中郎”。可见这个故事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中期就在民间流传,惜无记载,细节无从推敲。南戏     

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

元代末年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现在有两个系统的传本.接近原貌的清陆贻典钞校的《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及凌蒙初翻刻臞仙本《琵琶记》等是一个系统;而经过明人删改的通行本《琵琶记》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琵琶记》版本的差别,总不至于影响到对它的总体评价.所以,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琵琶记》,就是用通行本系统的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向读者推荐的;现在有些研究者的文章,也还在使用这种通行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     

宋元南戏与民间生活伦理

宋元南戏最初来自民间,其曲词、念白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通行的成语、谚语及格言、警语等,不仅有力增强了戏曲舞台表演效果,更向基层民众巧妙传授了切于实用的生活伦理,有效发挥了戏曲社会教化的功能。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频繁引用民间谚语、格言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南戏中这些通俗且警拔的语句又见于宋元以来的一些道德教育读物如《名贤集》、《增广贤文》、《事林广记》等。对照考察宋元南戏中谚语、格言与《增广贤文》等读物内容相同相近情况,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梳理、归结出宋元民间社会所推重的一些生活伦理价值,进而探讨民间生活伦理与戏文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断发记》作者考辨

有关《断发记》的作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李开先作,一为无名氏作,其中李开先作《断发记》为大多数人的看法。该文分别从版本、音韵等角度逐一加以考辨探析,提出《断发记》的作者不可能为李开先,只能是无名氏。     

柳暗花明又一村——读刘念兹《南戏新证》有感

把南戏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是本纪初才真正开始的。在此之前,众所周知,宋元明清四代仅有一部徐渭的《南词叙录》是专门论述南戏的著作,除此之外,就只能在一些文集、笔记或戏曲论著中读到一点有关南戏的零星记载和评述。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2)辟专章论述南戏的渊源、时代、文章之后,南戏才逐渐受到重视,不少专家、学者开始撰文探讨南戏的有关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5年止,已有专门论述南戏的文章近四百篇,专著或专集十余种。南戏研究已受到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戏曲工作者和戏曲爱好者们的关注;南戏在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不仅占据了一席地位,它的重要性亦已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

“词话”是元明说唱文学重要形式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竹纸刻印的书籍,内除一本南戏《白兔记》外,其余都是“说唱词话”,共十六种。近年来有人据此推断《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问题,造成了混乱。曾有人提出,词话之“词”,“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更有人认为,词话就是“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实     

杜丽娘性格发展上下篇

古往今来,许多人只读得半部《牡丹亭》。 此何说也?难道《牡丹亭》不是首尾俱全、五十五出无一阙漏的么?问题在于论者的注意力只集中于前半部。李渔《闲情偶寄》便说过;有的人,“问其精华所在,则以‘惊梦’、‘寻梦’二折对”。赵景深《读汤显祖剧随笔》称:“《牡丹亭》的重点是在‘婚走’以前,而不在‘婚走’以后。”①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云:“汤氏用笔最为有力的地方,实为杜丽娘如何病死,又如何还魂。”徐朔方在《汤     

是“极情尽致”还是“情有可据”?——论《琵琶记》针线关目的“秕漏”

晚明清初,南戏《琵琶记》的针线与关目受到了戏曲界的批评与诟病,其中对其批评最严厉的无过于李渔。而毛声山则以评点的方法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回答。从"极情尽致"与"合情合理"两个角度,可以寻找到南戏创作在早期阶段的特点与疏漏,也可以看出戏曲来自于民间又无法完全脱离民间的俗文化品格。对《琵琶记》针线关目的批评揭示了戏曲由社会批评向艺术批评的必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