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价值值几何？

“权力值”是我杜撰出来表示官员权力之大小的一个词。我们知道,权力关系就是一种等级关系,权力体系就是一个等级结构,权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权力无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秤杆称,一个官员掌握多大的权力值,很难衡量。     

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权力与责任问题。法定的决策者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行政领域实施的官员问责制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实际体现。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结合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我们认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实行官员问责连带机制,将权力与责任统一原则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     

“排队送礼”背后的权力寻租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4名在职副厅长3人落马。这一“腐败群案”．充分暴露出国土资源管理权力监管严重缺失等问题。《中国青年报》6月21日在调查中发现．受土地官员手握行政审批、执法和支配等巨大权力的吸引     

微妙地使用权力

要想实现一个人的目标，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有效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完成了与苏联的裁减核武器条约谈判，并主持过Bechtel公司的工作之后，乔治·舒尔茨开始真正彻底地理解了权力的内涵。他的建议是：“不要害怕权力，但一定要学会对它负责。”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斩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官位越高自由裁量扭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     

建立权力寻租的约束机制

权力寻租现象在当前社会中愈演愈烈,究其根源是某些自私自利官员滥用政府赋予的权力和对经济的过分干预。为此本文提出对权力寻租的治理对策:政府干预合理化;完善公务员制度,提高待遇;加强政府监督,引入竞争机制;在法律严惩的基础上,强化道德与法律宣传。     

非权力意识——正确权力意识的核心

权力观就是“观权力”。是对权力的一种认识、一种想法、一种观念。“观权力”主要是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要明确得到权力的途径，即权力来自何方？二是要明确运用权力的方式，即怎样运用手中的权力?在我们国家，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人民群众赋予了他们拥有的权力。这就决定了现代领导树立正确权力观的核心是必须树立非权力意识。这种非权力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公共管理过程中权力寻租行为及其对策

我国的权力寻租现象是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而愈演愈烈，一些政府的官员或企业的高层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达到寻求或维护其既得利益目的。笔者浅要分析我国权力寻租行为的特征，提出预防对策和措施，     

古代县治权力监督机制得失察考

乡土中国历来有“县为国之基，民为邦之本”之说。基于此而生发开来的县治权力监督机制在历朝历代的变迁中，呈现出多元主体交叉，内部体系严明的特点。具体而言，权力监督机制分为上、中、下三个层面的监督体系，上层是御史监察系统，以监察朝廷官员为主，地方官员为辅；中层是地方监察系统，以监察地方官员为主，中央派出机构为辅；下层是郡（州）太守及其属吏实施的层级监管。三层监察系统自成体系，互不统属，呈单线垂直状，多管齐下，权力传递迅速，边界严明，既互相掣肘又互为补充。其灵活性表现为“以卑察尊，以小制大”，因监督效能而生；其规范性表现为将教育、预防、惩治等廉政机制制度化，力图让各级监督落到实处。     

从端木来娣看领导者的非权力影响力

非权力影响力的提高能使领导者由“权力型”领导人变为“魅力型”领导人，从而使权力的运作更顺畅、更有效。随之而来的是业绩的提高与晋升机会的增加，使“挪位子”、掌权力则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必为此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更不必去行古今中外都被政界认为卑鄙无能的跑官、要官、买官之道。     

探究抑制行政权力过大之途径

近些年来，腐败现象久反不绝，腐败者“前赴后继”，大案要案时有发生。在这里，行政权力过大已经成为腐败的策源地。所谓行政权力过大，是指一些单位和个人，不受约束地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超越了行政权力运行的范围。相对说，权力虽有大小之分，但为人民利用权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

官员更替代表政治权力的转移,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本文尝试按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分开讨论其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基于2000～200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及与此匹配的省委书记更替数据,本文实证发现我国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因产权存在边界,主要表现为地方国企投资量和过度投资的降低,并且投资的调整提升了公司价值;这种影响仅存在于更替年份,异地调入的官员更替影响更大。这些表明中国的地方官员更替更适合从事实政治权力逻辑解释,并且本文按照普选制国家标准也未找到法定政治权力转移影响公司投资的证据。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官员的事实政治权力对投资的影响受到市场和经理人激励的制约;其影响程度也因更替频率而异。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也对我国优化政企关系和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试论非权力影响力

影响力可分为权力影响力和非权力影响力。在权力影响力的作用下，被影响者的心理和行为主要表现为被动、消极，缺乏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非权力影响力与管理者的权利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所产生的效果和发挥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影响力所远不能及的。作为一名管理者，要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拥有较高威信，就必须注重提高自身的非权力影响力。     

试论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区别

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出发点,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许多书刊文献中把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等同起来,认为公共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公共权力不同于政治权力,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不同。本文通过探讨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区别,以期做出一些解释和引起公众的思考。     

权力腐败与制衡机制探略

在一切社会中,腐败总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即腐败总是权力的腐败。从权力腐败的根治来看,反腐是治标不治本,防腐才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就必须为权力的运作设立一个合理的界限,即权力之间的制衡。     

略论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失控和滥用。法国大思想家盂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防止权力失控或滥用，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在现代社会，往往设计出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并以法律作为运行规则，即把权力制衡融于法治之中。权力的制衡有丽种形式，其一是政治系统内的制衡，其二是政治系统外的制衡。前者是指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在我国还包括党政系统的纪检和监察等；后者是一种广义的权力制衡，诸如社会监督、民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还有社会教化．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道德自律等等，也属于权力制衡的范畴，其目的都在于规范权力的运作。     

校长如何运用权力资源

校长手中占有教职工珍视的权力资源,诸如职位的提升、绩效工资的发放、岗位的分配、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奖惩的实施等等。新时代的校长要改变传统的权力观念,“管理是为了不管理”,分权、让权给教师,让教师学会自我管理,为自己承诺的理念和岗位职责积极主动工作。     

“权力清单”上的误区

权力清单的功能在于公布“权力明细”，为反腐败创造了条件，但对于权力规范运行及其程序、环节、过程、责任乃至监督、制约等，要靠更为具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顶层设计。     

基于渠道权力结构的权力影响

权力影响战略是渠道权力运用的方式,供应商在选择影响分销商的战略时,应该准确把握自身对分销商的渠道权力大小以及分销商对自己的依赖程度,据此选择最有效的影响战略;否则,不合适的影响战略选择不仅不能达到改变分销商行为的预期目的,而且还会破坏渠道关系。本文从权力结构视角出发,发现随着彼此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渠道成员倾向于多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战略,同时减少强制性权力战略的使用。     

明确权力归属是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

明确权力归属,既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在高校的权力格局中,党委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保障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的实施;行政权力主要交给学校,保障学院与其责任义务相匹配的权力;学术权力回归学者,保障学者在其学科领域内的地位和权力;民主权力赋予“高校公民”,保障教职工的参与管理权和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