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论《史记》在体例编辑上的特点

本文着重阐述《史记》在史书体例编辑方面的成就。《史记》的编辑特色,在中国历史编辑学的产生和发展史中占据承前启后的地位,使纪传体史书定型化和规格化。《史记》的结构共有七个组成部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史评》及《自序》等,这些形式既有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发展而使其成熟,亦有自己根据著文之需而创立的体裁。《史记》的七种编辑体例在书中视内容需要而有多有少,有详有略,彼此之间既有纵的联系,又有横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史记》编辑体例的成熟化和科学化,使纪传体史书在以后的年代里在中国史书编辑中占据了主导和支配的地位     

20世纪史家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反思与实践

纪事本末体是传统历史编纂体裁中的“第三极”,经过近代史家的反思和改造,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史书体裁.当代史家在接续近代史家历史编纂思想和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当代特定的历史情势和时代思潮,吸收传统史书体裁的精华和西方章节体史书的优势,化合中西体裁体例,以弥补纪事本末体之不足,在纪事本末体的编纂实践中突出历史事件的价值与地位,注意拓展纪事本末体记载史事的纵横范围,增强纪事本末体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在纪事本末体的改造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体例与方法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撰写学术史,应当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方面,应当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当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这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唐代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

唐朝学者传承魏晋南北朝学人注史之风,先后有《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四部杰出的史注。这些史注达到了唐代史注的高峰,史注家们既关注史书内容的真实性,也关注史书的体例体裁。史注家们的批评意识体现出唐代前中期开阔的学术气象。     

论《史通》的史学比较

论《史通》的史学比较王守正《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对隋唐以前的中国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总结。全书展现出富有特色的史学比较方法，从史书撰写外部形式的体裁，到内部组织结构的体例；从史、文的区别，到史书的文字要求；从直书与曲笔，到史家的史德流...     

《史记》体例与封建社会形态的关系

史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史书体例自产生之日起,就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统治形式。帝王中心论一直是古代史书编撰的指导思想,除了编年的《春秋》,记言的《尚书》之外,其它史书体例也是以帝王为记录主体的。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时代,记下了帝王的活动,也就记下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大部。同时,先秦史学的发展与分封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天子、诸侯、乃至一般贵族都可设史官记事,各自纪年,自为起讫,有同样的形式,同样的名称。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中央集权统治的日趋加强,史书体例的发展也呈现出统一各种体例的综合牲。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汉武帝时,统一和集权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得到充分的实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一系列的法制形式,如叔孙通制礼,萧何立法,张苍章程,到了汉武帝的法度,封建构成更有典型的完成因素。”“从大量史实     

论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及创新主张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反对把旧有的史书体例当成是“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主张效法司马迁“圆而神”的作史旨意。写史要融会贯通,富有创见,体例上要灵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主张,并在编修方志上实践了他的创新主张。     

史表的功能及时代特点

司马迁最早在纪传体史书中创置的"史表",经过历代史家的改进日臻完善.其原始察终及驭繁就简的功能既有利于梳理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又能对纪传作必要的拾遗补阙;同时,在彰显时代特点、总揽天下大势、展现历史发展之演进的阶段性方面,"史表"还有其他体例所不具备的优势."史表"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完善,是依靠史家的创新精神来推动的,从促进历史编纂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对史表之功能及时代特点作系统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集众家所长 述史学源流——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正> 在中华民族长达4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典籍。对这些史籍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素为治史者所重视。由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仓修良主编的、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本),将上迄《尚书》,下至《中国文化史》的近90种较为著名的历史典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评介,内容包括中国史学史上各种史书体裁的代表作和各类有影响有特色的史书,成为一部集众家所长、述电学源流的杰作。该书的选材较为广泛和具有代表性。中国的史书体例繁多,内容广博。因此,把各种带有不同特色的史书作一系统评介,会大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史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郭丹一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史书，在体裁结构上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论赞。《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曰”等等。这些，本属于史学批评即史论范畴的一种形式。就史学批评方面说，随着史学的...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从《通志略》看郑樵的学术成就

《志略》是郑樵所著《通志》一书中的精华部分。《通志》全书共二百卷,由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等六种形式组成。略分二十篇,五十二卷,通称《通志二十略》,简称为《通志略》。郑樵于史书编撰力主博通之论,《通志》即其所撰之通史。其书除二十略之外,皆为隋以前各史书之粗略综合,惟二十略有其独到之处,在体例方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赤壁战役时间考论

赤壁之战“十月”之说 ,既与史料记载赤壁之战爆发前的“盛寒”季节不合 ,又与曹操战前在江陵逗留许久等情况矛盾 ,难以成立 ;“十一月”之说 ,部分受《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影响 ,且不明该年有闰十二月 ,以致折中于《三国志》记载与孙盛的疑问之间。孙盛《异同评》之误解 ,乃因不明纪传体史书中纪、传的不同功能及叙事方法所致。赤壁战役发生时间 ,陈寿《三国志》、袁宏《后汉纪》记载的“十二月” ,准确可信。由此为赤壁之战研究中有关分歧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继承·改造·创新--京沪两地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近一个世纪以来 ,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修纂一部可以传之后世的史书 ,一直是学界 ,乃至许多国人的一大心愿。直到去年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 ,这一心愿终于付诸实施 ,纂修清史 ,作为建国来最大的文化学术工程得以启动。在文化部呈报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清史纂修的体裁是用旧体 (纪传体 )还是新体 ,叙史是用浅易文言还是白话文 ,拟纂修工程启动后经专家充分论证后再定。经过充分准备 ,2 0 0 3年 2月— 4月间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召开三次“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邀请全国各地近 3 0 …     

文史新考(二章)

1、史官演变考略《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案许君此训,本于《汉书》。《汉志》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志》之说,又出自晚周。《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故史官即记事官之说,由来尚矣,而历来鲜有疑之者。清季学者中,唯     

从《晏子春秋》书名含义看其文体性质

在《晏子春秋》研究中,对其文体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它是属子还是属史上,由于《晏子春秋》书名出现甚早,它的含义就带有其成书时代的特征。"晏子"之"子"不是对老师的称呼,应释为"老爷";"晏子春秋"之"春秋"是史书的通称,所指乃"齐春秋",《晏子春秋》为专记"晏老爷史"的史书。由于《晏子春秋》在内容、形式上的特点,在流传过程中,人们更加关注其谏辞问对,至刘向校书,将其按照谏、问、杂分类编排,变成了强调思想性的子书体例,《晏子春秋》变成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的子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儒家首列"晏子",并非《晏子春秋》的简称,而是《晏子》更能体现其子书的性质,从此,《晏子春秋》就以子书的面貌流传于世,直至《四库全书》始还其史书的原貌。     

从《资治通鉴考异》看唐实录的史料价值

<正> “实录”原来是指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有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以后实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以一朝皇帝为单位按年代记述国家大     

袁桷及其史学

袁桷为元代著名文士,于文学、史学、书法、琴艺都有所建树。从袁桷对史书体裁、书法义例、王霸之议、史书文字等方面的见解可知,其史学思想体现出直书、明理、务实的特点。而其所编修的《延四明志》,亦体现了这一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