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流动人口界定标准的实证检验

目前,年轻流动人口代际特征的界定已得到学界的很多关注。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中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已有的"二代流动人口"界定标准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作为"二代流动人口"的界定标准,出生地信息是不适合的,第一次外出流动年龄段不仅是合适的,而且对年轻流动人口的意愿、观念等问题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外,体现了"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等生活、工作方式代际传承特征的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年轻流动人口的意愿、观念等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建议为准确地界定年轻流动人口的代际特征,需要流动史专项调查数据的支持;在不具备流动史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第一次外出流动年龄和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特征作为年轻流动人口的代际界定标准。     

二代流动人口——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划分与新界定

"新生代流动人口"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符合现实情况的需要,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外二代移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二代流动人口"的概念和划分方式,通过与现有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从理论上进行对比论证了"二代流动人口"群体在未来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最后为人口普查和各项有关流动人口的专项调查提供了数据采集方法上的建议,并提出了未来一些相关的研究议题.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     

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地理梯次流动、职业梯次流动和家庭梯次流动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地理梯次流动受到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和父辈的"探路者"效应的影响,职业梯次流动受到流动经历、职业稳定性以及与流入地居民来往状况的影响,家庭梯次流动受到家庭成员特征、耕地面积、流动经历、流入地亲人数量的影响。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     

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理论思考

针对中国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及其流动过程进行理论思考,提出梯次流动概念和流动人口的梯次流动形式、前提条件和原理。将梯次流动定义为在流动迁移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凭借自身以及外部的力量不断改善其个人和家庭的福利状况,从而呈现出的一种渐进性的向上流动现象。梯次流动成为一种人口流动中不断优化决策的过程,梯次流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促成了梯次流动动机的形成和实现的可能。梯次流动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分析个人流动到家庭流动迁移完成的过渡过程,更好地认识中国流动人口现象的特殊性并完善相应的政策与制度。     

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特征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所获得的微观数据,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比较频繁,64.0%的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频繁的二次跨区流动有利于增加流动者的收益。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虽然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但与一次乡城流动存在较大差异。年龄偏大、人力资本拥有量偏低的农民工更可能进行二次跨区流动,这些发现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不完全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扭曲了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跨地区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

针对近年来省内跨市流动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流动距离及跨区流动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在信息接纳能力、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方面的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偏向远距离的流动,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U"形关系;(2)相对其他群体,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偏好省内跨市流动;(3)大专和本科学历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比重提高,促进了中国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比例增加。文章认为,政府应当关注流动人口流动范围的转变,适时做出产业结构调整并引导人口合理流向,避免造成地方经济波动、失业增加及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形成集聚阴影效应。     

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中的“代耕农”:困境、问题与破解

"代耕农"是珠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业人口流动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并逐渐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本文就"代耕农"产生的背景、发展过程、历史贡献及困境、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论述,并分析解决"代耕农"问题的必要性,进而提出破解思路。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按照年龄及少年儿童时期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界定出深受父母乡-城流动和外出打工影响的第二代农民工,并对他们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他们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同时,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并未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此,本文建议继续密切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要关注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另外,建立对流动和留守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资料搜集系统。     

影响流动人口流动间隔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以深圳为例

本文利用2004年深圳市封闭小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构建并测算了流动人口的"流动间隔",同时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影响流动间隔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居住在封闭小区中的流动人口,其流速已经明显减弱;经济利益诱导和社会关系状况显著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而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流速的快慢.     

精心组织 强化应用 充分发挥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作用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是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辅助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湖南省人口计生委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精心组织,严把调查关、审核关、录入关,在提高调查质量的基础上,加强数据开发应用,使之发挥重要作用。2013年、2014年共完成样本量为1．5万个,涉及全省14个市州58个县市区350个社区,全面完成宁乡县、衡南县和宁远县三个流出地监测点调查任务,《湖南流动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3）》成果得到广泛运用,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肯定。我们主要做法是。     

农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的社会生态——基于惠州博罗石湾李岗村代耕农部落的调研

“代耕农”是珠三角地区农业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贡献。但其在代耕过程中引发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快速和健康发展。通过对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李岗村代耕农抽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从频率、方式、内容等方面描述珠三角代耕农生产与生活的社会生态,希望社会及政府部门关注“代耕农”,认识其问题的严重性,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解决。     

顺应人口流动新趋势 提高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能力

福建省人口计生委于2012年5月进行的对调查前一个月前来本地居住、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年龄在15～59岁的4000名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生存发展状况进行调查。调查表明,福建省流动人口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家庭化和长期化,但在流入地集中于就业不稳定和收入水平低的行业,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状况仍较严重,由此造成其定居落户意愿不高的状况,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进一步推动福建省城镇化健康发展。     

流动人口生存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刍议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步伐的加快,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呈现出新的特点,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江苏省南京市的流入人口中实有人口已达到181.3万人,2010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4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现对相关情况作一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流动人口生存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步成为流动主体,但在城乡两端都处于边缘化状态。南京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0.33岁,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属于＂80＂、＂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     

劳动力流动的“半透膜”——城市户籍门槛对流动人口工资溢价的影响

“人才偏好”的户籍门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张“半透膜”,即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在城市间相对自由流动,但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受阻,劳动力市场效率受户籍门槛抑制。文章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城市户籍门槛指标匹配,发现城市户籍门槛越高,当地流动人口平均工资越高。使用1984年降水量作为户籍门槛的工具变量,在消除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门槛对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仅在低人力资本群体中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高户籍门槛增强了低人力资本流动人口离开的意愿,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产生工资溢价。户籍门槛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将工资溢价保留在城市内部,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不利于共享发展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