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分析0～3岁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托育能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且主要影响年轻女性,但并不会影响已就业女性的劳动时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户籍、一孩还是多孩家庭、是否有祖辈帮助,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男性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来说,婴幼儿机构托育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有0～3岁婴幼儿、但未获得机构托育的女性相比于无婴幼儿的女性而言,其劳动参与概率显著更低,“母职惩罚”确实存在。而那些有0～3岁婴幼儿并得到机构托育的女性与无婴幼儿的女性在劳动参与上无显著差别,说明婴幼儿机构托幼能够有效缓解“母职惩罚”。本文提出,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社会机构托育服务,能积极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和帮助女性发展,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家庭发展的重要配套政策。     

育儿家庭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模式的偏好与支付意愿

推动普惠性托育服务落地，破局入托难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作为在政府扶持下自负盈亏的经营性行为，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是地方政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育儿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规模、支付意愿和模式期望等情况是社会力量是否参与托育服务的重要决策依据。为解构家庭托育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利用2020年“厦门市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数据估计了家庭对各类托育服务模式的选择率与支付意愿。采用选择实验法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厦门市育儿家庭对于将子女送托的态度并不积极，现有服务模式与家庭期望差距较大，可接受当前商业托育服务和非正规小托班的家庭仅占3.42%,而愿意接受潜在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家庭比例则高达29.4%。在社区内、公办和提供早教是育儿家庭相对比较青睐的服务属性。而在各服务属性之间，社区化服务是育儿家庭最为看重的服务属性，其次是主办方性质。不接受小托班的主要是不信任个人主办，只要由正规机构开办，育儿家庭对分散化家庭托育点的接受度可达15.17%。家庭对于社区化普惠性服务的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各类商业性服务，商业性服务宣扬的豪华环境和早教课程体系并不是家庭所看重的要素，家庭对社区内基本照...     

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多源数据分析中国0~5岁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状况及主要特征。不同来源的数据都反映出家庭的儿童照料赤字过大、母亲照料负担过重、母职与父职关系失衡、祖辈的替代照料比重高等特点。这些现实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女性的就业与发展、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会影响到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实。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缺乏对儿童照料安排的制度支持,尤其是3岁以下正规照料供给的严重短缺。"工作—家庭"平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刚性的社会需求。从宏观上看,儿童照料是人口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从家庭政策的视角,应该加强对儿童照料的支持,包括加大陪产假和育儿假的力度,大力发展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正式照料服务,帮助和支持照料者对工作—家庭责任的兼顾。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     

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1、2014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实证检验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很好”和“好”的概率，降低了“一般”和“不好、很不好”的概率。（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于自我健康感知较差、对非家庭成员有社会依赖、仅与子女同住或与配偶及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效果更显著。（3）对于目前尚无照料需求的老人，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减轻了其焦虑程度，进而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对于有实际照料需求的老人，在家庭照料未满足时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能够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文章认为，应充分认识社区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晚年的价值和作用，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照料服务，实现老有所护、老有所安，提升老年群体服务获得感、照料满足感和生活幸福感。     

三孩政策下托育服务可及性与生育释放效应

面对日趋严峻的生育形势，我国渐进式地放开了二孩、三孩生育数量限制并采取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探究以托育服务为代表的生育支持政策如何影响生育意愿对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21年湖北省托育机构普查数据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数据，从托育机构的类型、招生规模、师资力量、经营投资等方面综合分析托育服务发展的现状；基于多维视角，通过托育服务的规模、密度、普惠和质量四个维度构造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重点研究托育服务可及性对城乡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托育机构普查结果显示：湖北省现有托育机构2 167家，每百婴儿托位数为6.53个，每百平方公里托育机构数为4.59个，生均月收费占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08%，仅有18.3%的托育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托育服务。回归结果显示：托育服务可及性的增强显著提升了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家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增加20.3%，有三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增加7.1%。进一步研究发现托育服务普惠和空间可及性的增强可以显著提升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生育意愿；托育机构数量的增加既能提升城乡...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公共就业服务能促进个体劳动参与吗？——来自CLDS的证据

在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的目标下,公共就业服务能否以及如何在就业促进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具有政策意涵和实践意义。本文利用CLDS2018数据探索了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参与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发现公共就业服务的覆盖面偏低,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是主流服务项目,在控制多重影响因素后发现公共就业服务与失业状态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获得公共就业服务的支持可以降低劳动者陷入失业风险的概率,同时女性、高中及以下学历、农村地区、持有本地户籍的劳动者更容易从公共就业服务中受益,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处理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技能提升与社交网络拓展是重要的影响渠道,公共就业服务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提升会降低失业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扩面+提质”的政策路径,在增强公共就业服务可及与可得的同时强化技能提升类服务的供给。     

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

文章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搭载的联合分析随机实验数据，通过分析育龄人群对虚拟情境下他人生育潜力的评估探讨了生育规范的潜在差异和影响机制，并考察了其人群异质性。研究发现，个体对生育规范的认知具有可变性。经济资源对二孩与三孩生育潜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育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消费品属性。照料资源的可及性有助于提升生育潜力，其中有长辈提供照料支持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潜力的刺激效应分别约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2.5万元和6.29万元；低价的市场化托育服务对二孩生育潜力的提升作用均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3.86万元，但对三孩生育潜力而言，低价公立托育服务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低价私立托育服务，二者分别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8.87万元和6.61万元。性别偏好在生育潜力评估中的影响已不再显著，反映了传统生育规范的弱化。此外，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对经济资源、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资源的偏好略有差异。文章认为，未来中国的生育行为可能因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明显的分化，生育支持政策需要重点加强经济资源与社会照料资源的配套支持。     

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及其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率较低,而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好于男性流动人口。而影响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合同协商、工会、企业性质等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显著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对策思考。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的逻辑——指向一种质量互释的混合研究

与其父辈不同,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交往遵循独特的运作逻辑。从其城市生活的社会情境出发,学校类型、家庭教育与社区结构,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接触机会、交往过程．从而产生不同的交往后果。学校在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中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流动儿童的学校类型不同,其城市社会交往的逻辑迥异。在不同的学校空间,流动儿童建构出了不同的交往文化。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获得了更多与城市儿童及其家长接触的机会,他们与城里人的交往频率也更高,因而更有可能冲破身份制度的藩篱,从结构上实现与城市的社会融合。民工学校流动儿童则正在经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本文基于浙江省2513个进城农民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及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流动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与代别差异。     

亚洲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就业方式的视角

通过构建家庭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家庭收入增长中女性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说明了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进一步,通过引用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及就业方式作为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中间变量,再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着负向的影响,而女性非全日制就业方式对生育率有着正向的影响。再进一步,对亚洲各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国际比较,探讨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影响女性收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硬政策的完善和软环境的支持,以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The links between women’s employment and children at home: Variation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y world region

As fertility decline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e time women devote to childbearing and rearing may also be reduced. This shift has been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s it opens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pursue educational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previously constrained by the demands of bearing and raising children. We estimate the numbers of children residing at home (with their mother) for women in 58 countries in Asia, Latin Ame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nd sub-Saharan Africa. We then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omen’s employment and having children at home. Finally, we assess trends over recent decad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and childbearing, and differences in this relationship by mother’s occupation. We find a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women’s employment and having children at home; this association varies substantially by world region, age of child, and mother’s occupation.     

2000-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完成度变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不论在社会活动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地位都有了质的变化。妇女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有的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丈夫。尽管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更显著。由于教育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的完成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促进还是抑制:疾病负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湖北省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疾病负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疾病经济负担显著促进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就业,而疾病照料负担显著抑制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就业,这种影响力度随着治愈时间增加而消减。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家庭成员患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不同,老人患大病所产生的照料负担会驱使农村妇女增加非农就业,且儿童患大病所产生的经济负担也会迫使农村妇女减少非农就业。基于此,本文从农村疾病防治、集体照料和灵活工作制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lderly parent health and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adul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participation in migrant labor markets has led to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income for families in rural China.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how participation is affected by elderly parent health. We find that younger adults are less likely to work as migrants when a parent is ill. Poor health of an elderly parent has less impact on the probability of employment as a migrant when an adult child has siblings who may be available to provide care. We also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nonresident family members when studying how parent illness and elder care requirements influence the labor supply decisions of adult children.     

流动儿童精神健康状况分析

与以往主要关注家庭因素、基本人口特征的流动儿童精神健康研究不同,本研究将分析视野扩展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和个体抗逆力。数据表明,流动儿童的精神健康差于非流动儿童,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和个体抗逆力均对其产生影响,其他社会支持的影响不显著。流动儿童由于面临着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流动方面的"双重劣势",单纯提升个体抗逆力不足以改变其精神健康不良的事实。因此,一方面努力提升流动儿童的个体抗逆力,充分发挥其面对逆境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不断地瓦解产生"双重劣势"的制度基础。通过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能改善流动儿童的精神健康状况。     

母亲劳动供给行为与中国农村儿童健康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测度了母亲劳动供给行为对于中国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重点研究了全职和兼职母亲在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必然导致母亲照料儿童时间的减少,从事兼职工作的母亲由于工作的灵活性对于儿童的照料甚至比不参加工作的母亲更为充分;此外,在母亲劳动收入增加的正效应的作用下,母亲从事全职、兼职工作对于儿童健康有正的影响,但兼职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住儿童健康对于母亲劳动供给的反作用之后发现,母亲在儿童0～2岁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对儿童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