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     

关于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与榔规的性质的几个问题

自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五期和《贵州民族研究》第四期发表了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的文章以后,我省几个刊物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几篇论文。这些文章除了所叙鼓社、议榔的组织活动概况基本相同外,其起源和是否是“习惯法”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文章认为:鼓社、议榔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一些文章则认为:起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制财产的时候。至于榔规榔约,有的认为:它便是苗族的“习惯法”;有的人则认为:它不能叫做“习惯法”,更不能当做法律规范加以论述。苗族鼓社、议榔究竟起源于何时比较符合史实?榔规榔约是否可以叫做“习惯法”、能否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由于历史原     

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

《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刊载韦启光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韦文》),对我们的《苗族“习惯法”概论》提出一些意见进行商榷。认为:一、苗族鼓社、议榔的创立时代,以为是母权制时代,二、苗族氏族社会的榔约没有法律意义,不能视为习惯法;三、苗族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禁忌、氏族鼓社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氏族婚姻习俗等惯例规则,不能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对此,我们认为,《韦文》的看法是不够恰当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三个问题,以向韦启光同志和方家们请教。一、关于鼓社、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苗族“立鼓结社”的起源时代苗族兴鼓社的情况,我们在《苗族“鼓社”调查报告》等文已叙列了不少我们现在所能发掘到的资料,足够认识苗族鼓社是创立在苗族社会已从母系制进入父权制的时代了。这在理论上可以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列举希腊和罗马的氏族制度得到很好的说明。恩格斯在列举了雅典和罗马的氏族制度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制度比较之后指出:“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已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而我们所列举的苗族的氏族制度,在我们的论述中,已论证它体现在苗族的鼓社体制,也是完成了向父权制过渡的。但是《韦文》则认为:“鼓社源于苗族社会进入父系个体家庭(产生私有制)的时代’,这同氏族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有矛盾的”。并说:“恩格斯指出: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出现,氏族制度‘这种事物     

“理辞”与“苗例”

苗族理辞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及其周边苗族地区民间理老判断纠纷时所依据的律例,是苗族古代社会法典和判例的集成;而苗例则是以当地苗族民间的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系统。苗例是以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体系。议榔所立之法经过历代的完善和固化而被诗化,即成为理辞,理老对案件的裁判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辞为准绳,理辞具有法律文本或者法律条例的功能和性质。     

原始议榔与苗族文明村寨建设

议榔,苗语称“构榔”。“构”即议,议订,“榔”即公约。“构榔”即议约或议订公约。议榔又有议约组织之意,是苗族古代一种议订社会公约的组织或制度。它起源于苗族远古的氏族社会,是苗族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经济生活条件的反映,是氏族社会的上层建筑。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部分议榔演变成为反映私有制生产关系的习惯法。现在,原始议榔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为黔东南地区苗族所继承,用于社会主义文明村寨建设。本文拟就原始议榔的性质及其在苗族地区文明村寨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些初浅探索。     

古代蒙古族法律与法医学

古代蒙古族法律与法医学杨选第古代蒙古族法律，经历了习惯法时期、成文法时期直至法典日益完善时期。公元９世纪初──１２世纪末，是蒙古民族用习惯行为规范调节和约束人们社会活动的习惯法时期。①公元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帝国到１３世纪中期，是成文法《大札撒》...     

从普列汉诺夫的“五项论”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张云勋、邹永图同志商榷

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的涵义,长期以米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争论。《学术研究》1980年第五期和1981年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邹永图同志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和张云勋同志的《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的文章。     

对《概念三问》一文的质疑——与谢先仁同志商榷

谢先仁同志在《概念三问》(下称谢文,载《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5—6期)一文中认为,虚假概念“不能称之为概念”,“作为一种具体的概念形式”,虚假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它也就无所谓有没有内涵和外延的问题”。谢文的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     

苗族“鼓社”和“议榔”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鼓社”和“议榔”是本世纪50年代前尚残存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的两种社会属性不同、产生时代各异的重要历史事物。它们都是绚烂多姿的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在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却各说纷纭有继续进行讨论的必要。笔者认为,弄清这两个事物及其相关的问题,对苗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一部珍贵的古代蒙古法律文献——《阿勒坦汗法典》

近年来,一部秘藏的《阿勒坦汗法典》被国外学者发现并已公布于世。这对于古代蒙古社会制度史尤其对古代蒙古法制史以及蒙古习惯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自从《阿勒坦汗法典》被发现和公布以来,国内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详细情况和具体内容,因而对于这部法典的研究工作还没能真正开展起来。本文试从《阿勒坦汗法典》发现和整理的经过、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其主要内容等方面,作一梗概评介,以引起大家对《阿勒坦汗法典》研究的兴趣     

原始艺术是“巫教文化”的产物

《美术》杂志1982年第8期发表何新的《略论艺术的形式表现与审美原则》一文,就艺术的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艺术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席勒和康德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这个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正确。五十年代美学界接受来自苏联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作     

对法律起源问题的探讨——兼与倪正茂、李景毅同志关于原始社会有无法律问题的商榷

树有根,水有源,法律自然也有起源问题。古往今来的学问家对此已有很多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总还未穷尽其理。特别是读到倪正茂同志的,《论法律的起源》(《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与李景毅同志的《法本论》(《兰州学刊》1980年第三期)两篇文章,对长期以来的“定论”表示怀疑,提出了“从习惯到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等问题,我深受启示,觉得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以就教于论文作者与同志们。 原始社会有法律吗? 倪文列举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到原始社会有法律、法官、监狱和诉讼的话为证,李文鉴于此,则以恩格斯列举的塞纳卡部落的十大“习俗”为例,认为“这些的定俗成的‘规定’都是有法律的性质。”他们共同     

关于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与蒋寅同志商兑

我们很同意蒋寅同志在《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一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即: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文学理论体系,而只有文章学理论体系”(《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有些学者,往往用现代流行的纯文学观点去观察、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结果常常是凿圆枘方,龃龉难通。比如说,《文心雕龙》明明是一部以一切形态的文章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学理论著作,有的同志却说它是“文学概论”一类的书。那么,书中大     

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历史考察——与武树臣先生商榷

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并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作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下简称“武书”)一书中,亦有相关阐述。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果真存在如此渐进的三段…     

《醒世姻缘传》作于明末辨

曹大为此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文章指出,学术界在讨论(醒世姻缘传》成书年代时,通常把不同观点划为清初、明末两说.所谓的“清初”说,是指胡适提出的康熙四十二三年——蒲松龄六十四、五岁时——还没有完成的看法。其实把这种观点称为清初说是不科学的,造成一种距明不远的错觉.严格地讲清初应该是顺治年间至康熙初年.曹曾发表《“醒世姻缘”的版本源流和成书年代》(《文史》第23辑),支持王字义、金性尧等成书于明末的看法,认为《醒世姻缘传》“基本成书于崇     

贵州苗族理词的习惯法效力探析

贵州苗族聚居区的稳固苗居社会,离不开习惯生活上所产生的理词扮演的规范性角色的指领和维护。当下,苗族传统习惯中的规范、制度效力逐渐弱化,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苗族理词仍在苗族村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研究苗族习惯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作为苗族习惯法载体的理词又是构建现代化的法律体系不得不直视的问题。     

历史的统一性与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发展——答黄敏兰同志

《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问题讨论”栏内,刊载了黄敏兰同志和拙作《马克思论原始公有制转化为奴隶制的规律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载《人文》1982年1期)的商榷文章,该文题为《略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形式——兼与佘树声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因事关对人类社会史发展的有无统一性的理解,因而,笔者认为对我过去曾经提出的观点,仍有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必要,并以此作为对《商榷》的答复,是否有当,希望能够得到读者与《商榷》作者的指教。     

《水浒》没有反皇思想吗?——答欧阳健同志

在《学术研究辑刊》(现改为《中州学刊》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拙文《略论〈水浒〉的反皇思想》(以下简称《略论》)。很想得到研究《水浒》的同志们的帮助。 去年《中州学刊》第三期发表了欧阳健同志与金实秋、牛玉生和我商榷的文章:《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与我的观点很不一致。现想就《水浒》的反皇思想问题重申自己的看法,想再次争得欧阳健和其他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 欧阳健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欧阳文)不同意金、牛二同志关于《水浒》反皇帝的论述,更不同意我的《水浒》有反皇思想的看法,并且认为《水浒》若有反皇思想,“那就意味着对于皇权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根本否定了。”但我在《略论》中的提法是这样的:“反皇思想还仅限于是对皇帝的蔑视、揭露、批判和挑战”,并在文章最后重申:“《水浒》所表现的反皇思想仅是在思想上对皇帝的批判与否定,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行动上对皇帝的取缔。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决不能用今人的政治观点来苛求古人。”显然欧阳健同志的商榷意见是忽视了《略论》的提法的。     

传统与法治——在梅因《古代法》上的展开

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从罗马法入手,紧紧把握住从习惯法到法典的转换过程,阐明了传统在法律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传统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关系。中国社会的法律要完成“创造性的转换”,必须充分重视一种开放的、流动的、发展的传统观念,从而有效吸收西方法律的理性精神,为法律现代化奠定扎实的历史基础与理性基础。     

《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所载文章被转载、摘编、引用情况

政治·哲学·法律研究《“后哲学文化观”的成长：兼论罗蒂与分析哲学》，作者陈新、原载《阴山学刊》1996年第2期．第52-58页，责任编辑振华。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略论＜纲要＞对全面系统地把握“特色理论”体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作者金石，原载《阴山学刊》1996年第1期．第47－53页，责任编辑振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作者刘翠芬、李杨，原载《阴山学刊》1996年第2期，第66—72页．责任编辑振华。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