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智库对欧盟中东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以SWP为例

本文从"权力场中心空间"的视角与"多源流决策"模型相结合的理论范式出发,在归纳欧盟成员国智库影响欧盟决策总体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简称SWP)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欧盟成员国智库作为观察对象,以当前欧盟的中东政策里正在经历重大调整的两项架构:欧洲睦邻政策和难民政策作为案例,从四方面入手,分析该研究所对欧盟调整这两项架构的决策发挥影响的机制。首先,对比该研究所的建言记录与欧盟的政策文件,以评估其发挥影响的节奏与效果;其次,分析该研究所的出版物与欧盟决策的关联,以考察其短期间接影响;再次,梳理其相关研究项目和参与的智库协作架构,以阐释其长期间接影响;第四,统计和整理该研究所经由"旋转门"体制与德国和欧盟政治体系之间的人员交流,以明晰其长期直接影响。该研究所影响欧盟中东政策的运作机制,折射出欧盟成员国智库作为欧盟"决策共同体"的组成部分,通过"双层四方"的欧洲智库体系,对欧盟决策活动发挥的独特作用。     

论美国智库舆论影响力的形成机制

美国智库通过专家知识与舆论权力的高度结合,构成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和全人类未来的重要舆论力星。本文从跨学科视角,提出"公共政策舆论场"概念和理论框架,分析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所处的不同舆论地位和角色,从而明晰美国智库舆论影响力的形成机制及其核心地位。     

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研究——对中美菲越四国智库的比较

什么样的运行机制能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本文以南海争端为个案,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分析了近6年来中美菲越四国智库如何设置南海议程。研究发现,中国智库已经发出有力的"中国声音",但与政府的互动落后于其他三国,"旋转门"专家人数少、级别低。举办的国际会议数量大,但在会议策划,以及与国际媒体的互动上有待加强。中国智库研究成果丰富,但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数量仍显不足。本文提出,中国智库需要创新国际议程设置机制,在专业领域打造一批明星专家,不仅要设置中国议程,也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要完善议程设置机制,通过会议和活动、研究报告、著作、论文、媒体发布等多元方式提升国际影响力。     

民间智库对日本外交的影响——以东京财团为主要对象的分析

日本经过40多年的发展,建立了大量的分布于各个领域的民间智库,在外交领域也是如此。尽管同欧美相比,日本研究外交政策的民间智库成熟度欠佳,但是它们在日本外交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智库像是一个平台,成为研究者、政治家等交流和研究的架构。东京财团成立于1997年,虽然成立时间较短,但其对日本外交的影响力不可忽视。本文以东京财团为主,分析日本外交领域的民间智库的发展及其作用。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间智库的发展与特点,二是智库的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影响机制,三是民间智库对日本外交的影响途径,四是制约民间智库发挥影响的因素。通过对日本研究外交政策的民间智库进行研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们的作用模式,也能有助于促进我国民间智库的发展。     

从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看日本智库的作用及影响

对世界各国智库组织形态及其研究动向进行跟踪研究,是人们了解各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以日本智库为例,通过对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日本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可以发现智库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应把追求"公共精神"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智库的性质与作用发生了质变,即由面向企业的"咨询机构"转换为面向政府的"政策研究平台"。日本战后曾出现三次智库建设高潮,目前正处于智库建设的调整期,其经验值得正在开展智库建设的中国借鉴。     

美国智库决策研究的运行机制——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的个案研究

美国智库自建立以来通过其决策研究,对美国政治及外交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非官方研究机构,美国智库在“进步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日益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机制、组织机制、人才机制以及影响力机制。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老牌且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本文通过对布鲁金斯学会的个案研究,深入美国智库之细微,探视其运行机制。     

试析农业利益集团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兼论“农协”在反TPP活动中的政治影响力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作为日本最主要的农业利益集团,积聚了可以支配日本农业的巨大经济实力,同时拥有可以将经济能量充分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强大组织能力。随着"农协"社会统合能力的日益弱化以及民主党执政后从社会结构上对其形成的冲击,"农协"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已今不如昔。尽管"农协"仍能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声势浩大地反对日本加入TPP,但从野田首相最终仍决定要参与TPP谈判这一点而言,若"农协"不能顺势进行改革的话,其对日本农业政策和日本政治的影响力势将每况愈下。     

政策分析机构的三大神话——回收箱、垃圾桶还是智库?

"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随处可见——被泛滥使用却缺乏明确定义——的政治学词汇。它充斥于学术界的公共政策讨论以及记者、说客和舆论引导者中那些"政策专家"(policy wonk)的话语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智库的定义及其角色和功能有了一致的看法。不过,大多数被赋予智库名目的机构都从事着某种政策研究。把智库视为研究与传播间"桥梁"的观点意味着(社会)科学与政策之间有着明显的边界。本文将探讨它们的一些边界。边界不仅是组织上和法律上的,这些机构和它们的资助方在如何构想"公共利益"方面的差异也造成了边界。此外,发挥"桥接"(bridging)功能的社会互动与交流,让"边界"(boundary)的概念变得模糊,使我们可以超越那种强行在科研与政府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二元判分的观念而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处理专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政策试验中的多方互动与知识生产——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政策试验的知识生产过程模型，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政策系统通过互动交流提出新概念，传递出新愿景、新思路，决策系统在接受了新概念后，构建议题学习网络，鼓励政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参与，促进议题学习和知识生产。政策试验中的议题学习可分为愿景学习、试点学习、整合学习和规范学习四种类型，分别形成概念知识、项目知识、系统知识、制度知识。在持续的议题学习中，逐渐降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为促进政策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政策试验需要构建政策知识的共同生产机制，在决策者、政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之间增进互动与对话，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应用。     

智库处在公共政策的新时代吗?——国际趋势和澳洲现实

"智库"是随着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政策科学运动建立并巩固下来的,这些机构专门致力于产出研究型政策论据,并将这些论据应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半个世纪后,智库这一政策科学运动所展开的项目饱受批评,并突变为各种政策分析哲学。科学型政策(science.based policy)所享有的特权仍未消失,它目前正在"证据型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旗号下重新兴起。现在越来越多的组织自称为智库,或者贴上智库的标签。在后实证主义时代和日益失去边界、形成高度网络化社群的今天,成为"智库"又意味着什么?本文通过国际文献对全球智库的最新发展进行了梳理,并重点介绍了澳大利亚智库的状况。     

日本面临的重要政策课题与决策机制重构——基于日本智库会议“NIRA论坛2020”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国际秩序的重构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考验。日本面临着新的政策课题和决策机制改革问题。2020年5月,日本著名智库——NIRA综研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研讨会,深入地探讨了相关问题。本文以该次研讨会的主要讨论内容为线索,在总结和参考研讨会发言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评析。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提出本文分析的问题,并以NIRA综研为例,简要介绍日本智库的发展历史、基本体制及其作用;其次,总结评析日本当前面临的主要政策课题;再次,对日本政策决策机制作简要分析。     

试析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与日本核政策

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认识与参与,经历了一个从消极认识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所谓"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无核三原则为代表的"无核"政策,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依核"政策与追求自身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兼具多重性与矛盾性为特征的日本核政策。从战后70余年日本核政策来看,"无核"政策只是表面原则,"依核"政策亦是权宜之计,"潜在拥核"才是日本最终选择的核心政策。从该意义上说,日本不是"无核国",亦非"弃核国",而是一个"潜在拥核国"。就其核政策的影响因素而言,相较安全、规范、外交等因素,国内政治,特别是保守政权的认识和意图是内在性的主导因素。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日本科技创新政策形成机制的制度安排

科技创新政策形成机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契合度是影响科技创新政策效果的要素之一。技术经济范式的调整与转换,导致日本传统的以"分割的多元官僚制"为制度基础的"官僚主导"的"自下而上"科技创新政策形成机制的绩效逆转。为适应新变化,保持制度优势,降低改革成本,日本政府推动科技政策中央咨询决策机构从"科学技术会议"到"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再到"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的演变,增强其作为指挥部的职能,构建"内阁主导"的"自上而下"政策形成机制,实现与原有政策形成机制的对接与融合,弥补决策分散、缺乏协调性等不足。"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科学技术政策与创新政策一体化推进体制的实现。     

日本企业经营者激励监控机制分析

日本特有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与企业治理模式,共同决定了经营者的激励监控机制。日本企业在选拔方面的经历至上已逐渐为能力主义所替代,资格制和招聘制的推行,增强了竞争性和公平性,激发了员工的进取精神并形成竞争激励监控机制。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营者成为日本企业利益共同体的代表,经营者享有企业高度的控制权。而年功序列的薪酬制度对经营者产生了长期的激励监控作用,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人力资本高度的专用性对经营者发挥着长期激励监控功能。     

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改革、竞争与独大

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历经"多党重组"及"两党竞争",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其间,自民党先后两次在下野后又上台执政,并最终确立了"安倍一强"支配体制。此种演变脉络的形成存有内在逻辑:在"变动"的时代环境里,以社会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主要政党由于执政失败而走向党势衰落;小选区制有利于第一大党的运作特点加剧了大党之间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行政改革的效用累积有力地支撑了官邸主导型政策决定机制的构建;加之自民党党内支配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倾向,这些均为"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与"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在朝野竞争、政策决定与政治参与等领域,面临着是否完全体现"政治民主"的课题挑战。     

充分发挥党校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的应有作用

在多元化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中,党校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和光荣使命。作为党委的重要部门,干部培训的主阵地、主渠道,党校有着社科院系统、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等难以拥有的五大优势(即职能定位、师资团队、学科依托、学员资源和组织系统优势),应着重从更新发展理念、统筹协调攻关、孵育人才团队、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深入思考、积极探索,力争成为具有卓越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智库,充分发挥党校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的应有作用,并不断提升党校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日本多重治理结构下的区域创新政策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传统的创新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国家创新政策相比,区域创新政策更加灵活,更适合依据区域的不同特点进行调整,因而更适于应对全球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日本正由更多依赖国家创新,向依靠区域创新和构建创新体系转变。日本通过完善包括知识集聚示范区在内的区域创新模式、政策工具,以及合理分配在多重治理结构下区域创新管理机构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实现了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缩小了与全球技术创新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日本创新能力的提升。     

德国智库的发展与意义

本文通过审视德国智库管理、筹资、人员配备及策略实施等问题,对德国智库进行分类,调查德国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考察了限制和促使德国智库发挥潜能的条件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