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台日关系中的“特殊情结论”——以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问卷调查为基础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其历史形成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实际上超越纯粹的内部事务范畴占据了中国外交很大空间。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以及现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台日之间存在的"特殊情结"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岛内"台独"势力伺机提升台日政治关系提供了社会环境。本文认为台日"特殊情结论"是一个由少数台日知识精英利用冷战结束后中日战略关系新框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背景下,通过媒体放大制造出来的一个现象,这一认知甚至被内化为中国大陆看待台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这实际上是相对于中日关系不紧密而反射出来的误认知。本文通过对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台日关系中"特殊情结"的认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重点从中日关系的视角分析"特殊情结论"的形成机理。为突破台日"特殊情结论"的思维框架,中日双方需要减少"美国中心思维范式",构建新的良性战略互动关系。     

日本涉台新政策取向、内在动因及潜在影响——基于经济安全的视角

伴随国际权力格局剧变引发的大国博弈及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经济安全成了日本维护本国主权和安全、竞逐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议题。在此过程中，日本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涉及台湾地区政策的动向值得关注。一方面，日本在涉台政策中，聚焦以半导体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产业领域，试图确保日本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日本欲通过“共同价值观”将台湾地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并配合美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的遏制战略。台湾问题不仅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亦关乎国家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甚至可谓冒进，不仅严重干扰中日关系及地区发展的大局，也对两岸统一的历史浪潮形成逆流冲击。但是，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日台勾连的收益将极为有限。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先后三次调整对台政策。在导致对台政策调整的众多因素中,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变更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为有效实施亚太战略,极力对日本施加影响,力图将日本的对台、对华政策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而日本由于在安全等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加之自己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作用,也始终把从总体上保持日美“战略一致”,加强日美基轴关系,视作处理对华及对台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因素对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立足于这一视角,分析日本…     

冷战时期日台关系的演变轨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根据《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50年代初，日本政府秉承美国的意志，与退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时日台“断交”，日台关系由“官方”转为“民间”。至冷战结束，日台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政治关系也逐渐升温。整个冷战时期，日台关系跌宕起伏，有升有降。日本维系日台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其国家利益，其对台政策的取舍主要是受美国对台战略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关系博弈的影响。     

试析安倍内阁以来中日关系回暖的原因

小泉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因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陷入低谷,安倍内阁时期和福田内阁成立后,中日关系逐步回暖.本文论述了安倍内阁以来中日关系改善的原因,着重分析了安倍内阁后期日本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原因和福田内阁成立后日本对外政策中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并对今后可能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台湾、中美日关系等问题试做探讨,以期从中找出一些有助于中曰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战后日本逃避对华赔偿责任的战略逻辑

日本1952年得益于"旧金山媾和"重返国际社会。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因为美国的反对却没能参加旧金山会议,战争赔偿问题自然就成了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本文综合利用日、中双方的外交史料和先行文献,对战后日本拒绝对华赔偿的政策过程进行还原。笔者认为,日本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谈判和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相继利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实现了不赔偿的政治目的。     

学界简讯

中华日本学会召开“当前的中日关系 与今后的对日政策”座谈会 2003年7月28日,中华日本学会在京召开了“当前的中日关系与今后的对日政策”座谈会。刘德有会长主持会议,副会长蒋立峰、骆为龙、王效贤及在京学者约3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如何从国际大背景下观察和认识中日关系、如何在我国外交战略中对日本进行定位等     

日本新海洋安全战略中的对台政策

作为地理特征上的典型海洋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在动力与依据.新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为实现最大限度拓展海洋安全空间的战略目标,遏制主要战略对手中国走向海洋,日本的对台战略表现为阻挠两岸以任何方式统一,同时力图控制台湾.反映在对台政策上就是积极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加强日台安全关系、强化对台经济控制和社会文化渗透.对此,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做好应对.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使其亚洲外交陷入孤立,从而间接损害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东移,对日本的要求日益增多。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超然姿态”,开始适当敲打日本,希望开展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国应促进美国对日工作的积极因素,构建良性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阈下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调整——以“购岛”决策为中心的考察

野田执政时期的"购岛"事件,是中日关系中的典型案例之一。这一重大外交决策发生在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以及中日国力逆转等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其实质是日本在战略转型及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以"中国威胁论"为潜在语意迎合国内保守化情绪与主张,主动打破中日间业已达成的重要谅解与共识的政策决定。其结果恶化了中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地区矛盾。在解读"购岛"决策时,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中日联合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结果说明了什么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经济正处于能否顺利进入起飞阶段的关键时刻。日本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提高了国际地位,其国际作用越来越大。这使得中日两国都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双边关系。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10年里,中日关系得到较大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在今后的10年里,中日关系如何稳定深入地发展,已被两国人士所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读     

战略互惠合作共赢:中日关系发展新阶段

2008年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5月7日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确立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中日关系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首先需明确的是,文件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绝不是低层次的封闭性经济互利关系,而是全面合作、实现共赢的高层次的开放性战略性关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中日关系进入发展新阶段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试析"日华恳"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1997年5月,以自民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为主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重新组合,组成了日本国会最大的跨党派亲台议员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日华议员恳谈会"在继承了其前身"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密室政治"、"亲台宗旨"、"日台沟通中介"等既有特点的同时,也有"跨党派全方位化"、"组织成员新生代化"、"日台政治沟通多元化"等新特点.作为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代言人",虽然"日华恳"并不反对中日两国既有外交关系框架,但其"亲台制华"政策对中日关系、中国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维度

本文将中日关系现存的矛盾与问题按其在国家利益中的轻重缓急进行了排序,即:视台湾、钓鱼群岛问题为“核心利益”,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的试金石和最后底线;视东海资源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为“中间利益”,认为该问题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视“历史问题”为“边缘利益”,主张走出历史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极为复杂,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日本外交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化。近日,日本防卫大学校五百旗头真校长倡导的日本外交课题应是“日美同盟与日中协商”以及中日美三国应建立“定期商议”机制的观点就颇引入关注。     

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稳定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潜在危机

本文从台湾问题的现状出发,分析福田内阁的对华"协调外交"轨道及其国内外政治环境,认为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的机遇期不但相对稳定,而且可能延续至"后福田政权".今后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趋向多元化、复杂化,给中日、中美关系及中日美三边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美日两国政府以及日台非官方名义下的防务合作,形成破坏台海稳定的潜在危机因素.实现多方合作共赢的目标,需要各国朝野的共同努力.     

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亚太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了"渐变论"和"质变论"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并从多元维度分析了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因果机理。透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问题上的总体认知,也有助于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把握。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尽可能降低美日同盟对中国崛起造成的风险。     

马英九上台后的日本对台政策

马英九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领土问题上,强化实际控制,缓和日台渔业纠纷;在军事问题上,淡化合作色彩,加强对台戒备;在政党支持方面,从支持民进党到在两党之间不偏不倚;在发展经贸文化关系方面,大力提升合作水平。这表明日本在台湾权力更替后,出于危机意识调整了对台政策,这也是影响日台关系发展的原因。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美同盟关系逐渐加强,日本积极调整国家定位以及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具多重性与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16日在京举办了"美国调整亚太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