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

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论中日战略博弈的性质与作用

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战略博弈"阶段。目前中日两国进行的战略博弈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战略博弈的历史定位。在两千多年中日关系史上,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出现双方实力对比关系逆转和双边格局重构,21世纪的今天中日间正在发生的则是双方实力对比关系的再逆转和双边格局的再重构,战略博弈是新旧格局交替的中间环节。二是战略博弈的方式。目前安倍政府采取的零和博弈方式,主要是通过不断扩大武装力量和把战略打击对象锁定为中国这两个过程逐步形成的。三是安倍政府采取的零和式博弈的不可持续性,因为它与世界大势、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传统外交风格不符。长于审时度势的日本政府,应认清形势,回归理性,选择一条良性竞争的道路。     

试析安倍内阁以来中日关系回暖的原因

小泉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因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陷入低谷,安倍内阁时期和福田内阁成立后,中日关系逐步回暖.本文论述了安倍内阁以来中日关系改善的原因,着重分析了安倍内阁后期日本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原因和福田内阁成立后日本对外政策中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并对今后可能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台湾、中美日关系等问题试做探讨,以期从中找出一些有助于中曰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正日本研究报告(2018):安倍"超长期执政"背景下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杨伯江主编2018年4月出版/99.00元ISBN 978-7-5201-2438-6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人员联合南开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日本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年度研究成果。书中对2017年度日本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社会文化诸领域做了回顾,特别是围绕第48届众议院选举、安倍"超长期执政"背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政治家对华战略认知分析

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旋即陷入持续恶化的困境。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政治家,秉持消极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制定及执行对华政策上更多地展现出强硬的鹰派色彩。基于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防范,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中国"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亟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和构筑"反华包围网"予以应对。然而,日本推行充满敌意的对华政策非但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招致自身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面对这一窘境,安倍内阁遂逐步转变此前的消极对华认知,转而开始推行温和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也随之呈现缓和与改善的迹象。     

中日关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影响

当前的中日关系恶化容易,改善难。2010年9月钓鱼岛事件再度引发中日领土主权争议,并造成两国关系和民众感情恶化。同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抬头。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化解,需要双方拿出诚意与智慧。     

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

日本会议的存在,是日本近年来政治右倾化的根源之一。日本会议对当前的日本政治有很深的渗透。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保护日本之会"和"保护日本国民会议"两组织,其渊源是右翼宗教"生长之家"。日本会议被日本右翼组织"日本青年协议会"操纵,因此可以认定是一个右翼组织。日本会议与安倍晋三互相利用,安倍实际上成了日本会议在日本政界的代言人,日本会议也是安倍依赖的政治基础之一。当前日本会议面临困境,该组织的右倾思想和民族主义主张与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一致,与安倍的内政与外交目标也并非完全趋同,甚至与其宗教"母体"生长之家的新理念背道而驰。如果今后日本会议与安倍内阁的结合出现松动,不但安倍的右倾政策将不得不有所收敛,日本政治右倾化也将受到一定遏制。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向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定位

近年来中日关系逐步转寒回暖,无论政治交流氛围,还是经济合作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这离不开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日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中日关系缓和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安倍首相访华及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会之后,两国政府在努力建设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上达成多点共识。中日双方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平台,进一步致力于深化经济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共同培育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加速东北亚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日本社会调查看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之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软实力"的概念,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增长。通过对日本民众所做的有关中国文化及其软实力的调查发现:中国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仍然薄弱,尽管其中有关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某些内容能够被日本社会所接受,甚至某些内容还受到推崇,但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却遭遇抵抗。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价值缺乏认同,目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降低也与此有关。因此,中国要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改善媒体的传播质量,以民间形式为主进行文化传播,这不仅仅是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     

多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需要在多个视角之下。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反转和多元结构特征,成为中日关系定位、认知与处理存在复杂性的重要成因。从安全重构的角度来看,中日在安全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中日之间的竞争性驱动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竞争性驱动可能打不起仗来,但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从认知错位的视角认识中日关系,日本应该重新回到欢迎和支持中国发展的轨道,中国应该理解和支持日本不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正常国家"的努力进程。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超越台日关系中的“特殊情结论”——以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问卷调查为基础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其历史形成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实际上超越纯粹的内部事务范畴占据了中国外交很大空间。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以及现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台日之间存在的"特殊情结"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岛内"台独"势力伺机提升台日政治关系提供了社会环境。本文认为台日"特殊情结论"是一个由少数台日知识精英利用冷战结束后中日战略关系新框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背景下,通过媒体放大制造出来的一个现象,这一认知甚至被内化为中国大陆看待台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这实际上是相对于中日关系不紧密而反射出来的误认知。本文通过对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台日关系中"特殊情结"的认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重点从中日关系的视角分析"特殊情结论"的形成机理。为突破台日"特殊情结论"的思维框架,中日双方需要减少"美国中心思维范式",构建新的良性战略互动关系。     

试析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以安保法案决策过程为中心

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日本议会内阁制改革的一环,日本议会内阁制从"55年体制"的"共识型",向冷战后的"简单多数决定型"转变。日本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内阁制度,完成这个转变。安倍上台后,推行首相官邸主导政治,通过考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制定过程,可以管窥日本"简单多数决定型"议会内阁制和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的实质。安倍政权在制定安保法案受到自民党内势力制约,也受到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的制约。安倍政权制定安保法案过程中,压制自民党内反对势力,也牵制公明党。安倍顺利通过安保法案有制度原因,也有日本社会全体保守化等社会原因。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

中日双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本次两国关系改善是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的结果,改善的路径也因此带有“自上而下”的突出特点。日本社会各界在改善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差距,而这些差距在两国外交实践中又具体表现为诸种“失衡”,亟待解决与克服。面对中国领导人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以及2020年到2022年中日关系大事叠加的敏感时间段,今后双方能否持续稳步地相向而行,能否为指导、约束和规范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制定出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文件,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日应当同舟共济,努力创造美好世界;应当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应当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求同存异,妥善解决争端问题;应当坚持多元共生的文明观,以东方智慧积极寻求精神融合。     

聆听历史启示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经过了古代两千多年的友好交流史和近代60余年的日本侵华史,给两国处理和发展当今中日关系留下了很多教训和启示。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至今,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第五次高潮时期,同时也是有史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得最稳定、平等、健康的历史时期。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并且进一步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和磋商。为了增进理解,两国政府首次组织并成立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通过对古代、近代、当代不同时期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国内政治及其对“搁置争议”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中存在鸽派与鹰派之争,除此之外,日本社会的"右翼"组织也时常影响各种政治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三种政治力量观点不同,对中日"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鸽派主张遵守两国关于"搁置争议"的默契,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鹰派则得寸进尺,主张对钓鱼岛实行"实效统治";"右翼"常常采取过激行为刺激中国。随着各派在日本政治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消长,中日关系也受到相应的影响。     

“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