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冲战略”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为视角

安倍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处在持续低位徘徊、战略信任磨损下行的状态,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新特点。除了双边关系加速走向失序和失范之外,在地区层面和多边机制中的博弈和竞争明显上升。日本的南海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南海海域成为日本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重要地区。"对冲战略"经历了比较低调的"约束性接触"和手段多元的"软制衡"两个阶段,其目的是牵制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力图维持美日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日本在南海海域的"对冲战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大了中国的安全压力,但总体遏制效果有限,反而给地区局势带来了紧张和动荡。     

中日关系：从小泉到安倍

本文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首相任职期间之对华外交政策为线索,详细地分析了由于小泉首相与安倍首相任内对华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中日关系的变动,进而分析了安倍首相上任以来,所采取的与小泉首相的不同对华政策带来的中日关系的新变化.     

“保守御宅族”的炼成:亚文化、政治策略与互联网的交互——一个“民意”分析的中观视角

"御宅族"特指与日本动漫文化相关的亚文化趣缘群体。自民党认为,日本近年的政治选举和社会言论氛围中"御宅族支持自民党"的现象,说明它的"革新"政策能够代表"年轻人"的民意。其实这仅是亚文化本身特性、自民党政治家的行动策略和御宅族"精英"的特殊认同交互作用的结果。御宅族本身的亚文化特性,使得御宅族中"精英"建构的自我认同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分享了同样的深层心理。而政治家捕捉到了这一点,将御宅族中的保守成分转化为新的"剧场政治"阵地。青年亚文化对大众舆论的反叛本能,借助互联网2.0爆发出来,并与受到舆论批判的自民党激进政策达成了情感上的认同。"保守御宅族"借助亚文化和互联网表现自己的情绪,并不意味着该群体会转化为一股强力的现实政治参与力量,但为自民党一些保守的、排外的政策的推行提供了一种社会合法性的形式。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近年日本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差异

二战后日本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被视为一体。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日美两国基于在全球、地区及国家等几个层面的不同战略考量以及各自所处现实和历史的不同,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不甚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诸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相对于对华需求更多而力争合作防范并举的美国,日本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对抗,从而显示出两国在深层次上对华认识的不同。     

“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

公明党作为日本联合政权的一员,对日本内政外交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公明党与创价学会实行"政教分离",90年代进行分化重组。1999年参加联合执政以来,其政党结构成分、国会形象、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自民党的关系、安全保障政策、与创价学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公明党长期坚持对华友好方针,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架桥铺路,邦交正常化后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关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始终坚持日中友好。近年日本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公明党坚持"中道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与民众一起"的根本方针没有变。公明党的主要政策特征是坚持和平主义和实行民众福利。公明党在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中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殖民教育设施之考察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对华推行殖民统治的特殊机构。而日本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所推行的殖民教育则是日本对华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的"文装武备"论则是日本对华殖民教育体系形成的原点。日本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开设一系列教育设施和学校,以此达到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侵略和殖民奴化教育的目的。     

亚太三元结构下日本的角色定位与对华政策

现阶段,日本置身于亚太地区权力、利益和观念的三元结构框架下,并陷入"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依赖困境"中,如何将三者进行有机连接,制定符合本国角色定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从权力维度看,日本扮演着美国的"辅成者"角色;从利益维度看,日本承担着维系自由贸易秩序的"引领者"角色;从观念维度看,日本演绎着所谓"普遍价值"体系的"稳定者"角色。这三者在外交实践中体现为日本依托制度制衡,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具体到对华政策领域,一方面,日本以强化在经贸领域的中日合作,作为因应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B计划";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冀借助制度制衡,在对华合作中既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在制度规则上对华形成优势。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知,同时审时度势、多管齐下,积极扩大两国协调的战略空间。     

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及其认知误区

近几年来,美国战略界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其对现有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进行讨论和反思。反思之一,认为传统的通过对华接触达到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改造论"是失败的;反思之二,认为传统的遏制中国发展的"遏制论"反而导致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体现出大国自信。在这种背景下,"改造论"和"遏制论"都认为现行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调整,但如何调整?美国战略界又缺乏广泛共识。从学理上讲,美国战略界的"改造论"和"遏制论"都存在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这种认知误区就其实质而言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     

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分析

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有三:日美同盟、派阀政治和中日互动。日美同盟是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原因,也是基本的国际背景,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敌视变为和平友好,再进入合作,最后出现防范和对立的过程,是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前提。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是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原因,亦即内在原因,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于不同的派阀执政而经常出现摇摆的现象,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内因。中日互动是由两国围绕争端焦点而表现的不同反应所引起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良性互动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理性,恶性互动则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僵硬,它是日本对华政策思考的重要变量。     

日本对东盟政策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可以划分为各具特点的若干阶段。日本对东盟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均有所调整。同时,日本对东盟政策也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过程中,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论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都或多或少与其对华政策相关。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对东盟关系中中国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定位与对中日关系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互为表里,虚实相间。     

略论鸠山联合政府及其对华政策

本文在深入分析鸠山联合政府的执政环境与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深刻研判了鸠山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并在指出其对华政策仍存在问题和不确定性的同时,对鸠山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良好期待和建议。     

松村谦三集团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复交以前, 日本自民党政治家松村谦三等为了打破对华关系僵局而结成的政策集团,通过推进对华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两国政府及执政党间发挥了沟通政治意图的管道作用,成为日本保守政治营垒中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贡献最显著的政治势力.松村谦三集团所主张的在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基础上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华关系、实现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意图和目标,从根本上规定了其对华政策观的特性和射程.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使其亚洲外交陷入孤立,从而间接损害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东移,对日本的要求日益增多。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超然姿态”,开始适当敲打日本,希望开展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国应促进美国对日工作的积极因素,构建良性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中日加强区域及双边经济合作的动态及动因分析

2018年是中日关系重归正轨、巩固稳定及持续走稳的重要一年。在"政治引领、经济搭台"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推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上同频共振。日本之所以急于改变对华战略,发展对华合作关系,主要是因其迫于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压力,担忧其自身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同时,其也希望借推动对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落实自身的多个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因日本对外政策缺乏独立性且存在严重的"亲美"倾向,美国因素仍是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外部变量。     

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日本对华ODA中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 ,日本对华 ODA政策经历着新的调整。其中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以下简称“利民工程”)作为一种新的援助形态应运而生。什么是利民工程 ,其背景是什么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 ?本文拟把这些问题放到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下作一探讨。一、日本对华利民工程的基本特性二战以后 ,日本告别了战前外交 ,形成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其中 ,以 ODA为中心的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其经济外交的核心手段。战后日本的 ODA以如下几点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