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核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核政策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从坚持“无核三原则”到在核问题上政策立场与实际运作相当矛盾。对于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传统的分析存在着缺陷。本文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发现这一变化是伴随着日本对自身身份认同从“核武器唯一受害者”到“普通国家”的变化而演变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是日本核政策调整的原因。身份认同是通过国内、国际因素共同构建的。     

政治右倾化背景下日本核政策走向评估

冷战后,随着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有关核武装的讨论日益频繁和表面化。虽然当前日本的核政策仍然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基调,但是鉴于日本具有发展核武器的巨大潜力,以及近些年来日本政治加速右倾化背景下越来越公开化的发展核武器舆论,国际社会特别是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亚太国家有理由对日本核政策的走向感到担忧和进行持续的关注。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日本的核政策同样如此。在分析影响国家核政策的各项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建构一个简明的日本核政策基本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日本的核政策并评估日本未来的核行为。     

试论日本的核电技术发展——福岛核事故与日本核电发展路径缺陷

日本福岛核事故是已有先兆的危机,各种不安全因素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了最高级核事故的爆发。从日本核电技术发展历程可见其路径缺陷:美日政府共同制造的"绝对安全"神话促使日本核电事业迅速起步;一味引进存在本质缺陷的美式轻水堆给核电安全埋下隐患;核燃料循环技术自主开发乏善可陈,暴露出日本科技"应用强、基础弱"、"模仿能力强、自主开发弱"的瘸腿特征;基于核电技术军民两用特征,日本发展核电存在"双重动机"。今后日本核电将在"拥核"和"反核"两种力量更加激烈的博弈中艰难前行,但"拥核"仍占主流,右翼势力"拥核武"之心不死。关闭所有核电站的"零核电"不意味着"零风险",还需在处置核电"负遗产"过程中继续与"不安全"因素做斗争。日本核电能否可持续稳步发展,取决于对迄今核电发展战略进行深刻反思并实施真正转型。     

论日本拥核图谋与无核政策的历史因素

作为迄今唯一遭受核打击的二战战败国,日本处在美国核保护伞和日美安全同盟之下,虽有一直存在的拥核政治图谋和核技术研究进程,却没有核武器被制造出来的事实,处在核技术威慑的长期状态中。美国严控日本制造核武器的国际高压态势以及日本国内民众反核运动的不断发展,共同保证了日本的核技术威慑原则的长期性和安全性,也是日本和平核能利用的理性之路。日本从核技术威慑层面走向无核状态,是一段任重道远的政治进程。日本不必、不能也不会拥有核武器,对无核世界建设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将会具有更加积极的政治影响。     

日本核政策的回顾与前瞻

日本的核问题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重大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历史 ,更是因为这个问题事关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为世界上唯—一个遭到核武器伤害的国家 ,日本人民对核武器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是日本政府制订核政策的基石。然而 ,日本政府在战后几十年间 ,在核问题上的所说与所作却让世人 ,尤其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危害的以中国、南北朝鲜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人民的疑虑。本文旨在通过对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回顾 ,分析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在核问题上的政策走向。基本的看法是 ;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     

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中美日因素”论析

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从"中美日因素"观点分析,日本鹰派政治家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试图修改宪法,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这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在动因。为了迎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转变的需求,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使日本成为一个可以行使武力并在军事领域协助美国发挥影响力的大国,这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外在推力。中国的崛起导致以中美日博弈为核心的亚太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改变,日美两国共同把中国作为假想敌,遏制中国的发展,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结构原因。"中美日因素"反映了三国互动的现实,也反映了日本自主防卫的愿望。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日本改革的政策论争

中国与日本都是"改革中国家",两国改革虽有质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共通性和相互影响性,因此,日本改革的经验教训很值得中国重视,特别是日本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政策论争更值得我们分析和参考.分析日本改革的进展状况也是人们借以判断日本经济今后发展前景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主要对日本改革中出现的重大政策论争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日本技术创新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及其政策手段选择

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科技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发挥核心作用 ,技术创新作为加快科技成果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 ,因此为消除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时滞而制定的技术创新政策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战后日本通过技术立国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因此 ,对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政策模式的探讨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技术创新政策的涵义及政策制定的经济依据　　技术创新政策就是一国政府为了影响或者改变技术创新的速度、方向和规模而采取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总称…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对它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有限度对接"和"多角度对冲",即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有限度参与合作,同时在框架外加大针对"一带一路"的对冲。日本转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其基本动力源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短期需要",以及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以"预留行动空间"的需求。日本在合作中设置多种限制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反映出中日合作欠缺必要互信的现实。日本强化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主要动力来自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目标,以及国际秩序变动期内争取主导权的强烈意识。日本国内支持与反对"一带一路"的力量与观念并存,其复杂态势将影响日本今后对"一带一路"的应对。     

国家身份与贸易战略:21世纪的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变迁

由核心观念汇聚而成的"国家身份"在宏观层次规范了一国自由贸易战略的基本立场、核心利益和政策取向。当前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表现为相互交织的三个国家身份:"核心"、"主导"和"桥梁"。其中,"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其在政策议题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这一国家身份的成形过程始于2010年前后,在自民党重新执政后不断加速并初具雏形。其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国际贸易政治的风云变幻将日本推到前台;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战略是安倍政府大国志向和长期政权的重要体现;国内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积累是日本国家身份跃进的根本基础。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形象革新和实践突破对建构更良性的日本整体国家身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镜鉴。     

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面孔

正安倍要带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中日两国经济人士于东京举行的会议上致辞,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表评论,称两国"可以大力合作",并强调两国共同参与基建开发将对亚洲的繁荣作出贡献。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经团联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

作为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压力团体,日本经团联在战后很长时间内通过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对日本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探讨自1994年开始停止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后,经团联在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从压力团体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过程.     

“日本模式”的核心与政府干预

"日本模式"是战后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主导下的技术革新为核心,凭借以"市场失败论"为理论根据的政府干预,实行一系列超常规政策,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最终实现高速追赶欧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日本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为确保这一模式的顺利运行,特别是推动以技术引进为主导的技术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日本模式"依然值得那些还处于追赶型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借鉴.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美国核政策的调整

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防务战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作为防务战略核心的核政策也经历了重要的调整,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核政策都作了调整,这一调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大国间战略稳定以及国际不扩散机制都造成重大的影响.     

日本对马六甲海峡海盗治理事务的介入进程及模式研究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国家生存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国家,海上通道安全无疑对其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马六甲海峡更是被日本视为"海上生命线",其航行安全问题一直被日本国内高度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该海峡的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事件(1)激增,各海峡利用国特别是日本损失惨重。1999年以后,日本开始采取各种途径,多渠道、多层次地介入马六甲海峡海盗治理事务,并力图成为主导力量。值得我国关注与警惕的是,日本以打击海盗为名扩大其在海外军事存在的潜在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