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分析

现有分析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通过构建以中央政府行为为外生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对中央政策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种种政策选择做出分析,对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给垄断部门实施保护以及民营企业对地方官员的公关、民企参与国企改组迟缓等现象做出了解释,借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市县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选择与对策

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范式。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范式,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架构的基本形成,经过了探索和争鸣的过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融合、发展与传播,循环经济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潮流。因此,当前市县政府应将循环经济理念贯穿到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中,合理进行经济布局,最大限度地共享市县区域内的基础设施,使其效用最大化,并逐步转变发展模式,建立新的产业形态,形成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市县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构建…     

浅谈地方政府博弈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

国家在调控房地产方面的政策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却为了个人政治利益和地方局部经济利益与房地产开发商合谋,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方向,推高地方房地产价格。     

地方版四万亿快马，稳增长加鞭!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中央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的经济发展总基调。2008年,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当前,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了新一轮“投资竞赛”。7月以来,广东、长沙、贵州、重庆、天津等地方政府纷纷抛出促进投资和增长计划。新的‘‘四万亿”最终会起到怎样提振经济的效果引各方关注。     

政策创新扩散失败类型及其发生机理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创新扩散实践不断开展,同时政策创新扩散失败现象也屡有发生。从中央政府支持度、地方政府支持度和政策可行性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可将政策创新扩散失败分为压力型失败、动力不足型失败、盲目型失败和复合型失败四种类型。为保障政策创新扩散顺利进行并发挥应有作用,中央政府需进一步下放权力,为地方政府创新留下足够空间;地方政府政策创新要贴近实际,并对政策发生作用的范围、适用对象和条件深入研究,避免采用强制方式推进;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成功政策创新扩散的推进力度,同时对利益损益明显的政策创新扩散予以监督。     

各省紧急行动稳增长

中央政府强调的“稳增长”,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更多地体现为“稳投资”。面对本轮经济下行压力,很多省份都出台了各有侧重的一揽子计划,旨在打好政策“组合拳”。安徽在4月份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30条,甘肃省政府在5月31日出台稳增长50条措施,陕西在6月出台了保增长10条措施,山西也制定出台了50多条稳增长政策,“稳增长”已经掀起热潮。     

政策试点的产生机制及偏离效应分析——以中央发动的政策试点为例

我国的政策试点发起方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层主体。从央地关系角度来看,中央推动的政策试点在产生机制上可以分为中央直接指定、中央指定与地方申报相结合、中央直接组织地方申报三种方式,而中央政府选择指定或者申报方式背后均有理论与现实的考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试点产生一些偏离效应,如试点选定的舆论导向偏移、试点期限强制力弱、试点产生透明度低、试点"福利"局部堆积等。因此,必须再次客观地审视我国的央地关系,合理、适度地把握政策试点产生机制,将潜在或现存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发挥我国试点传统的积极作用。     

利益博弈视角下中央政策执行的科层制损耗

在官吏分离的政策执行体制下,中央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由地方政策执行人员而非地方官员决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策执行人员往往会利用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央政策的弹性空间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从而导致科层制损耗。通过分析单个地方政府与多个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得出央地之间的利益障碍、制度漏洞和博弈畸形是形成科层制损耗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的制度设计,以实现治理科层制损耗的目标。     

中国式经济治理问题

<正>在中国语境中,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能纯粹套用有关方面的一般理论,而是要进一步深入结合中国政府结构的特色。必须从制度建设着眼,构建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新机制,清晰地界定中央和地方在权、责、利三个方面的关系,从而形成制度化的、利益博弈的相对均衡。但是,不论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的"中性"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中央政府保持"中性",国家才有能力抵御来自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来制定政策,从而消除地方政府放纵或过度干涉市场的行为倾向。     

误判下的转型阵痛

抓住了金融这个核心,无疑就抓住了推动地方转型的"命门"。新一届中央政府意图以金融之手,从源头上控制地方的投资冲动,通过市场调节,推动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这就是误判!"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一再警告说。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不断下行的压力,各地又使出惯用的"投资牌",希望用新一轮大规模投资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但是在中央新的政策框架下,地方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过去的路似乎已经走不通了。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

本文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 ,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我们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划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中央政府政策可细分为审批权限、外汇资金、财政信贷资金和税收优惠 ,地方政府政策可细分为物资供应、资金筹措、外汇收支和行政管理。分析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作用。因此 ,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条件的做法是无效果的。     

政府补贴、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2005年~2014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资本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投资不具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而技术投资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2)相较于中央和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最大,尤其是获取了高额度补贴的地方国有企业;3)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最好地释放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果,补贴额度过高时,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未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4)地区市场化水平不仅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削弱了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理解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本投资活动成因.     

内卷化倾向与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效应的再评估——基于271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国家级开发区是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吸引外商投资的中坚力量,也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一致的动机,即希望通过设立(申请)国家级开发区以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开发区自身发展模式存在内卷化的倾向,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是一如既往或是正在弱化呢?本文使用271个地级市的数据,以国家高新区为例,采用合成控制法比较2010年与2012年设立国家高新区的政策效应,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仍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但是：(1)在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上,相较于2010年,2012年设立的国家高新区在带动当地GDP增长的作用上出现弱化,仅在2017年就平均减少了1.54亿元;(2)在带动增长模式转变上,2012年设立的国家高新区的作用平均减弱了0.33。可见,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已经弱化,也间接证明国家级开发区存在着内卷化的倾向。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应放低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的期望,将政策重心放在建立开发区内卷化的规避机制上,以推进开发区转型升级、实现有发展的增长。     

浅析施工企业如何防范政府平台债务风险

面对2008年突然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决策，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了宽松的财政政纂和货币政襄，地方政府也根据中央要求，设立了融资平台，以保证地方配套资金的落实，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在这次庞大的投资活动中，绝大部资金投向了“铁、公、基”领域，过去的三年，很多施工企业取得了大量订单，但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银行债台高筑．大量应收工程款风险隐现。本文将从政府平台产生的背景、作用、演进趋势、潜在风险及对平台风险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     

结构调整不是一场赌注

"地方政府要摆脱过去的思维,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中央政策的调整,根本上的是要适应市场。更多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让市场来充分发挥作用。""走一条新路"《决策》:上半年以来,经济下滑和中央政策的调整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变化?侯永志:新一届中央政府在经济转型上的态度是坚决的。过去也强调转型,但是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推进转型。转型就意味着要淘汰落后的生产力。     

山东税改方案下月实施

推荐度指数★自9月1日起山东税改方案将开始实施。近七成省级税收将下划市县,同时对省级分享税收增长15%以上部分全部返还市县,省里不再参与分成,取消原体制按3%比例递增上解政策等。这次改革主要是扩大县级这一级政府的财力,是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的延续。取消固定的上缴比例,代之以增量分享机制,对于地方财政能减少一些压力,但是未来15%与85%的增量分成问题令很多县市级财政人士担心。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大气污染府际间合作治理联盟的达成与稳定——基于演化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主要有属地治理和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逐渐成为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共识。从演化博弈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行为演化路径与稳定策略,探究地方政府间达成并巩固合作治理联盟的因素。比较有中央约束和无中央政府约束下地方政府属地治理和合作治理四种演化博弈结果表明：在属地治理背景下,无论中央政府是否对地方政府进行约束,地方政府均倾向于“搭便车”行为,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在属地治理中面临失灵;在合作治理场景中,地方政府的稳定策略均向达成合作治理或均不治理的方向演进,但在中央政府约束下,地方政府的稳定策略能快速有效得向合作治理的方向演进。为实现大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地方政府间必须形成有效的合作治理联盟,合作收益是达成大气污染合作治理联盟的必要条件,而合作成本与中央政府约束的程度决定了合作治理联盟的稳定性。     

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

经济分权是理解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背景。对财政分权程度的描述及作用机制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变动的逻辑。因此,科学合理地度量和使用分权指标是这些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现有文献对不同指标的使用具有随意性,认为彼此间可以相互替代。作者指出各个指标有其不同时段的适用性因此彼此不能混用。本文对各个指标作用逻辑的讨论不仅回应了一般性文献也使其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对于目前普遍关心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问题,目前及下一步政策思路主要是增加转移支付或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而通过复制近期代表性研究,本文发现只有"地方财政自主度"对经济增长及公共品供给均有一致的积极作用。这些发现清楚地揭示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应侧重于财权层面,即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转向给予与地方政府支出相匹配的自有收入。     

中央与地方关系复杂性及建议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的是有关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影响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我国从建国至今就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专门谈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展时而强调中央集权,时而强调地方分权,却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