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刑事审判模式

刑事审判模式在根本上属于开事司法问题,故能动司法必然牵扯刑事审判模式.从能动司法的内涵和特征出发,体现能动司法的刑事审判模式应是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包含着回应什么和如何回应即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它包含并超越了适应性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合情合理合法是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的底线,或是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员额制框架下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解决——以民事诉讼为主要视角

在司法员额制改革的背景下,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愈发突出。法官员额被限定后,案多人少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提高审判效率这一途径。具体而言,需要建立以职能界分为基础的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理顺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对各种审判组织进行重新定位和改造,并通过诉讼程序的分流和优化以实现审判任务的完成和改革的顺利推进。     

论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正当性

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直接要求 ,是人民主权、权利制约权力原则的本质体现 ,是实现审判公开的重要手段 ,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必须充分肯定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的有效监督     

司法行为的新闻舆论监督

一、监督是规制司法行为的外在力量司法行为是国家审判权的外化表现,是审判人员在个案中的职务行为。“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诉讼正当程序要求,司法行为必须合法、公正、文明。尽管法律对司法行为有具体的程序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能绝对保障司法行为不偏离正义的轨道。审判人员是双重人格的载体,一方面履行审判职能,将国家法律运用于个案的处理,体现其特定社会角色本质;另一方面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有自我利益要求,主观偏好和情绪偏向等,具有个性本质。审判人员既受规则和理性的支配,又受自身独立的利益要求制约。因此,…     

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系统论阐释与展开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对十余年来我国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进行简略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司法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应当引进系统论的结论。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必须关注这个系统工程的价值起点、时序性、整体性和有序性,妥善标定司法改革的目标、选择司法改革时机、采用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路径、推进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今后审判权力机制运行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对审判权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对审判管理事务和法院行政事务采用科层制管理模式,实现"裁判的归裁判,管理的归管理",促进权力配置和运作的效益最大化。     

审判沟通与审判正当性的维系——兼论行政诉讼调解

在中国职权主义司法的语境下,审判正当性的获得源自于"法律适用模式",这一模式将审判正当性系于法官能够严格适用法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且无法承受现代社会之变,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脆弱性,审判正当性的传统维系面临着现代危机。审判沟通模式乃是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着力弥补传统的法律适用模式的缺陷。在进行审判理念与制度的重构时必须基于法律适用模式,在此基础上引进新的审判沟通理念,以调和法律适用模式带来的审判正当性危机。审判沟通模式包括诉讼和解、简易程序、证据展示与交换以及诸如量刑建议在内的体现当事人双方沟通对话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行政诉讼调解具备了正当性。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的路径探幽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从司法权中分离伊始,便是带着维护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使命。遵循权力运行规律和体现法治精神的权力配置,才能为司法行政权的践行之路提供保障。目前我国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分别归属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政府综合部门,导致了行政管理权对审判权的干涉。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符合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理论和权力运行规律,借鉴国外的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结合现实国情,我国的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可进行二元化构架:大部分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外部管理执行机关予以管理;少部分需便捷、专业的管理形式的行政事务由法院内部自治管理。     

事实根据司法原则的反向思考

以事实为根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它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规制司法行为的终极标准。它要求司法机关以真实的工作机制出发,根据案件的真实情况对社会存在的违法性侵害行为,做出对称性的裁判,以对称回应的标准给予违法者以应得的法律惩戒,进而实现案件当事方基本利益的平衡。不可否认,这是当今最理想的司法审判准则,是司法审判工作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但是,司法审判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主观因素的干扰,再加之司法审判事实不可逆性规律的客观作用,使事实根据很难成为司法审判工作的实际操作…     

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研究——十八世纪西人眼中的清朝司法

国内外学者对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缺乏深入关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早在18世纪,西方人士就对它做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述.西方人不仅承认清朝司法总体上的合理性,而且还认可清王朝法典对社会、对老百姓的公平性.其评述还体现在对法律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认可上,体现在对审判制度、死刑制度、监察回避调动制度以及对狱政管理的认可上.其负面评述是,司法中的滥刑行为,监狱的黑暗,司法受贿或花钱替罪,并对司法审判中连带责任行为、民刑不分的批判.西方人的评论有几个特点:18世纪中前期与18世纪后期的评论是有区别的;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相互掺杂;相互冲突的评论也大量存在.由此可看出,西方对以司法制度为代表的中国体制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清晰,再到批判的过程.这一认识上的变化是与西力东渐下,西方殖民势力日渐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密切相连的.     

司法效率的性质

司法效率是指司法资源如何配置,而非司法投入与产出之比.司法效率是现代司法公正的基本构成要素,司法资源的稀缺使得司法必须追求效率,否则不足以完成其实现法律公正之价值使命.及时审判规范是司法效率的规范依据.审判及时与否直接决定着当事人能否获得公正审判.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审结案件的无效率司法,必将侵犯到当事人的公正审判权.提升司法效率的可行之道在于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案件管理.案件管理要求承审案件的法官完全主宰案件的审判过程,且能权威地调动其它司法资源为其案件审理服务.我国移植案件管理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法院行政管理和案件管理如何分工明确,尤其是使前者不能干扰和影响后者.     

行政审判中的“政府利益”分析——国际私法中“政府利益分析说”之借鉴

如何考量蕴涵在具体行政行为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中的"政府利益",是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关键,涉及行政审判的实际效果。作为国际私法学说的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可以为行政审判提供可资借鉴的诸如探究法律政策、分析"政府利益"和辨明真假冲突等以实质正义为价值依归、以探究政策与案件适当的联系为"政府利益"分析基础的具体方法和视角;并且在司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应急性等方面体现其方法论意义。该学说所蕴涵的方法的有效发挥和创造性运用,对于更好地实践"保障民生,维护大局,公平正义,官民和谐,司法优化"的社会主义行政审判理念有着重要价值。     

论汉代的“杂治”

两汉时期的"杂治"制度是一种官员集体审判案件机制,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皇亲国戚及国家的高级官吏,参与"杂治"官员的身份较为复杂,一般会随着审理案件的不同有所变化。"杂治"的启动和最终审判权始终属于皇帝,这是汉代中央集权制度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之一。"杂治"制度的实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慎刑观念,是慎刑观念在汉代司法审判中的具体运用。     

谈谈干部的选拔

干部问题,是国家政权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一定阶级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统治。政权机构是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它由什么人掌握,关系到政权的阶级性质.因此,任何阶级都需要选出本阶级的代表来管理国家,保持自己政权的阶级属性。都要有一批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为巩固政权而运筹帷幄制订政策和策略;需要一批集天下之才的组织家,为政权进行组织管理;需要一批英勇善战的军事家掌握政权的核心——军队;需要一批从事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理论家、艺术家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制造舆论准备;还要有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管理骨干从事建设。这一批人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干部,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干部就象     

关于优化审判职权配置的几点思考

司法审判职权配置的优化,是在新形势下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落实司法制度建设,保障司法公正,实现正义转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实现司法审判职权的优化配置,需要在认识其意义的基础上,认真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通过更新理念,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制度,建立审判职权配置优化的整体机制,加强司法体系的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促成审判职权的优化配置,实现司法体系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     

试论法律实用主义审判

＂法律实用主义审判＂是一种注重实践和经验的审判路径,它追求法律的科学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实证主义审判对概念形式过度依赖的缺陷。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面对不断涌现的疑难案件实证主义审判模式自身的诟病暴露无遗,这也造成了我国的法治建设迷雾重重。因此,借鉴域外的审判经验,适时地把＂法律实用主义审判＂模式引入到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案卷电子化与我国司法的变迁——以法院审判管理为视角

信息化的出现促使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审判管理信息化实践,案卷电子化管理成为一种新的审判管理方式。本文从分析法院案卷电子化管理现状入手,探讨电子案卷对司法的影响与意义,指出我国案卷电子化应以克服其管理性与闭合性,以强化其司法性和开放性为改进方向。当然,电子案卷仅是司法运行的载体,诉讼形态的嬗变还需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跟进。     

公民司法知情权要论

公民司法知情权的法律渊源多样,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用了其中一种或多种。公民司法知情权的范围包括审判案件信息公开、审判政务信息公开、法官人员信息公开等。公民司法知情权的实现方式因知情权主体的不同而不同,该权利的救济机制包括上诉与提起宪法诉讼模式、向信息专员投诉与向信息法院起诉模式、向上级法院申诉或上诉模式和行政诉讼模式。我国应当在保留当事人上诉的方式之外,增加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     

我国民事执行权配置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当前的"审执分离"模式面临公正和效率的考验。在司法改革语境下的审判团队概念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颖的视角。"扁平化管理论"引导下的审判团队模式的目的在于弱化审判权运行的行政化色彩,同时也能够保证法官真正行使好裁判权,而审判团队模式下有限"审执合一"理念符合审判团队的制度要求,能够克服当前执行面临的效率和公正困境。在有限"审执合一"回归审判团队的制度理念下,审判团队模式宜选择浮动的组合模式;法官的具体事务应界定为案件管理和人员调配两方面,主审法官决定组合的人员构成;法官助理除被赋予案件准备工作职责外,还应被赋予部分执行权,但涉及案件实体及程序的裁判权依然应收归法官所有。     

论20世纪中国全能主义政治及其成因

在20世纪的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兴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面贯彻落实,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必将走向终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范式,全能主义政治是指此一关系上所体现的政治形态,而非一种政权机构形态.造成20世纪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兴起主要有社会革命、苏共政治模式、计划经济模式、意识形态、政权组织结构、政纲失误等因素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以民国元年上海地区为例

民国元年上海的审判模式,随着法庭及诉讼参与者权责的重新配置,逐步从传统的超能动主义向中立主义转型,其主要动力是清末以来的法政知识、人才和舆论的准备。但这一新体系尚未获得系统性制度和资源的支撑,尤其是民事审判中的权责配置,仍部分保留了旧有模式。因此,民事案件中沿袭了帝制时代注重情理和当事人合意等特色。上海的变化是大都市的代表性例证,超前于其他地区,但体现了此后民国时期司法变革的基本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