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起源与谱系--试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学说的批评和改造

对于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的学说 ,海德格尔既有肯定 ,也有批评。其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在海德格尔看来 ,不能像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时间的起源 ,因为时间是知觉、记忆、期望等意识行为的基础 ,而不是相反 ;其次 ,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虽然看到了时间的绽出性 ,但从总体上而言 ,他的时间概念仍然停留在传统时间观的视野之内 ;最后 ,海德格尔认为 ,在时间的本性的问题上 ,无论是牛顿式的客观主义立场还是胡塞尔等人的主观主义立场都是片面的、肤浅的。     

试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理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时间问题贯穿始终。其中,尤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成就最著。胡塞尔对内在时间意识结构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海德格尔则将时间问题纳入到生存本体论中讨论。而内在时间意识的起源则可追溯到奥古斯丁。     

心理时间与审美回忆——谈《追忆似水年华》中艺术与时间的关系

自从柏格森等人从哲学上将传统“物理时间”与人的“心理时间”区分开、强调心理时间的“绵延”性和自由性后,现代艺术家以文艺作品对“时间与存在”的关系作了多种探索。普鲁斯特秉承并发展了柏格森学说,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审美时间观:在心理世界中,现代艺术家可凭借诗性回忆摆脱单向时间的必然性,将过去与现在融合互渗,达到审美的自由境界,使现代性的个人存在克服瞬间性和碎片感,获得本质性和永恒感。     

时间概念的历史与被叙述的时间

很少有人从时间观的变化概括哲学思考的历史,但事实上,哲学史也是时间概念变化的历史,而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文本书写形式的变化,即一切叙述都是关于时间的叙述,是以时态或不同类型的语句之间的各种连接形式构成的。一般来说,在哲学领域,时间概念的历史有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强调时间是世界的运动形式而不是心理的活动方式;另外一条线索,也就是本文着重分析的,是从奥古斯丁、胡塞尔、海德格尔到普鲁斯特,强调时间是“精神”的某种膨胀和收缩,与世界上正在运动着的某样东西无关。整个20世纪的欧洲哲学与文学艺术运动的主流,都与第二条线索有密切关系。至于康德的时间观,则属于这两条线索之间的中间派。本文特别把以上提到的两条时间线索,分别称为“纵向的时间观”与“横向的时间观”,前者从时间之外的对象中获得时间的解释,后者则是一种非对象化的时间概念,或者称为“彼在”、“异域”。     

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历史引入哲学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而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以捍卫上帝的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从无中创有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救"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而对于哲学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则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     

意识结构的反思与现象学本体论的形成——萨特早期思想研究

胡塞尔通过分析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建立了一门先验现象学本体论;萨特则重新考察意识结构,对现象学本体论作了一番改造与更新。这是一个几乎为人们所忽视、而又在理解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中十分关键的问题。下面,我想以萨特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自我的超越性》为蓝本,考察萨特与胡塞尔论述纯粹意识的差异与得失,来探讨萨特哲学转变的内在理论契机。一、萨特论胡塞尔现象学的得失     

强调心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从叙事时间范畴看郁达夫的小说

郁达夫小说的叙事时间,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注重物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以心理时间态势展示出来,时间被充分主观化,是一种偏重心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这种强调心理、情绪的叙事时间模式呈现出叙事时序的错位、时长的被压缩和重复等.郁达夫小说的多维叙事时间模式,提高了小说叙事的自由度,增大了小说叙事内容的密度,使人物的精神状态、心理现实及作品的内在意蕴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时间概念的哲学思考——科技与人文的对话

本文从时间观念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分歧。科学主义的时间观是还原主义的,最终用分析的手段消解掉时间。而人文主义则坚持时间与人的内在生命休戚相关,不可用分析的手段将其消解。本文还探讨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在沟通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话与和解的前景。     

生存论建构中的时间论题及其表达困境——海德格尔的时间思想管窥

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核心论题。虽然海德格尔对时间及其在生存论建构中的境域作用确有诸多深刻洞见,但其时间问题在生存论建构和表达上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并没有顺利完成用时间来阐释存在的任务,其时间绽出样式和有终性的时间生存论建构面对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表达困境。     

“公共阐释论”与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空间性、同时性——论“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的内在关联

在"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就是审美活动作为流畅的时间意识或时间视域。在这一前牵后挂、晕圈化的愉悦过程中,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且这一时间意识是由审美主体与特定的、高度固化而不可能进行化约、改易的构成艺术作品诸因素之间的空间性关系所奠基的。西方当代文论中的"强制阐释论"倾向就是以科学主义的无时间性、非时间性来僭越审美活动的时间性,取消了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流畅性及其空间构成的固化。就"公共阐释论"而言,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性的针对文本的审美活动,都会呈显原发性的、前反思的、前理论的公共状态,而且这一公共状态的内在机制正是"同时性",也就是高度固化的、时间意识相位完全一致的审美活动作为域状时间在不同审美主体之上的演历,文本自身的意蕴与阐释活动自身的意义皆然,审美共同体的产生正是审美时间视域的再生产。     

从意向现象学到生存现象学——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差异

胡塞尔的现象学把意识看作是最核心的课题加以研究,他求助于先验意识的主体来看待这个世界,希望意识也能像数学那样显现出缜密的科学性。胡塞尔的视域构成突破了二元建构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力图建立一种原初意识的本体论,但是由于这种意向性和视域构成是建立在先验意识和超验主观性的基础之上的,就难免有绝对主观主义的嫌疑。海德格尔正是抓住胡塞尔的这一弱点,把意蕴和世界的展开建基于生存,而非超验的意识之上。为了与胡塞尔的“意向性”相区别,海德格尔提出了“操劳”这一概念,它指的是日常在世的我们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     

“今”与“新”——论李大钊的时间意识

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对于历史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科学、进步的时间意识。在李大钊的时间意识里，时间是一维的、向前的，人是时间的主体，人在时间的创造构成了历史和人生；“时间”“历史”“人生”是三位一体的；“今”和“新”是核心价值元素。李大钊时间观的理论创新性主要表现为，率先提供了现代哲学诠释的“大视域”，并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独立、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纯学术，为历史变革提供了批判武器。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深层解读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它所具有的实践精神、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对人的终极关怀使其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坚持与发展的统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等基本特征。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强化解放思想、问题意识、知行并重、海纳百川等基本原则。     

试论费孝通的“乡寰视野”

本文根据费孝通的有关理论、观点提出“乡寰视野”、“劦业乡”两个概念，尝试以此来诠释费孝通关于中国城乡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之“休戚与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文章阐述了费孝通“乡寰视野”观的渊源、演进；从概念结构上解明“乡寰视野”中的“乡”和“寰”，以及“劦业乡”各自的内涵构成；通过对映衬费孝通“乡寰视野”历史意识的理论梳理，以及对费孝通晚年就“乡”“寰”关系问题所作阐述的把握，试图以更具综合性的视域对费孝通的这一重要思想作出较为系统的学理解释。文章最后指出，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体现出了更为宽广、更为仁至的人文关怀的情愫。“乡寰视野”中的纯真的愿景，是“‘美好社会’的意念”。     

胡塞尔对科学的批判与实践维度的开启

胡塞尔对科学的理念化模式的批判是希望哲学回到曾被科学所遗忘的主体性中，他的现象学就是一种主体性哲学。这样，他的现象学本质地蕴涵着一种实践维度的开启。但基于现象学的意识的境域性的立场，这种实践维度有其难以克服的困境。依据儒家哲学的义理，可以探讨与解决这一困境。     

批判→对话→创新——从一本教材的版次更替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嬗变

本文以刘放桐教授等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的版次更替为例 ,简要探讨了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模式及其嬗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模式 ,在该教材第一版流行的 80年代主要是前者批判后者的批判模式 ,经过 90年代的调整后 ,在该教材第三版发行的世纪之交已变成了对话模式 ;而对话模式的发展取向 ,就是哲学理论的创新。     

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

本文在回顾归纳国外宗教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既有宗教经济学理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信仰选择的作用机制。宗教市场理论从供给出发,认为宗教市场结构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决定因素;宗教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和宗教事后保障模型则从需求角度出发,分别强调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宗教参与的机会成本、宗教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宗教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因素等在宗教信仰选择方面发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宗教信仰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引入宗教经济学视野一方面能为考察分析当今中国宗教信仰现状及推动其理论发展带来相应的契机,另一方面应考虑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特殊性,对该视野的运用要有所甄别。     

日本新海洋安全战略中的对台政策

作为地理特征上的典型海洋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在动力与依据.新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为实现最大限度拓展海洋安全空间的战略目标,遏制主要战略对手中国走向海洋,日本的对台战略表现为阻挠两岸以任何方式统一,同时力图控制台湾.反映在对台政策上就是积极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加强日台安全关系、强化对台经济控制和社会文化渗透.对此,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做好应对.     

Broken circles to a different identity: an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for children in out–of-home care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Child protection manuals and literature emphasize that developing a sense of ident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achieving good outcomes for children in out-of-home care. Yet, the very issue of identity raises questions that many child protection workers are ill-equipped to answer. In practice, life story book work based on developmental theories has been utilized by child protection workers and foster carers as a response to a sense of 'lost identity' for children in out-of-home care. However, Indigenous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s of identity may have little in common.
Current theories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lack evidence from 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hemselves in informing these notions, which have been criticized as adult-centric. Developmental theories may also be problematic for children from non-Western cultural groups. This research was undertaken in a regional area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where the majority of children in the child protection system who are identified as Indigenous, come from two or more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research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identity issu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foster care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 using narrative art therapy. Secondly, the research views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in child protection and out-of-home care.     

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

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为西方列强所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为了回应救亡图存、变法谋求之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 ,中国国家观也因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 ,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以及国家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萌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