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义务本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以权利观念为本体的商品经济型的法权体系不同,是以义务本位为特点的自然经济型的法律文化体系。它把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作为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和强化宗法等级结构的重要手段。这里,个人的权利来之于主体的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来之于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来之于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义务是首要的、神圣的、绝对的;权利则随着某种社会境遇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它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作者从礼、道德和土地财产关系三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这一内在意蕴。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试论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的冲突

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虽然有相协调的方面,但是,至少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建立基础、贤人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治国方式、圣人规则与常人规则的社会规则、内心操作与行为操作的操作过程、等级制度与平等制度的主体地位、家族归贡与个人归责的归责原则、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规范内容、家族基点与个体基点的规范目的共八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各冲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归根结蒂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人格依附与人格独立的冲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必须彻底清除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相冲突的方面。从而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     

中国古代人权精神缺失之分析

缺少人权精神的传统文化对宪政建设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专制等级政治形态、义务本位的传统价值观窒息了人权精神的生成。改造传统、培育人权精神是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当务之急。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法律文化与中国的宪政之路

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分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的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特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宪政建设不仅要求以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而且要求以宪政观念作为其思想条件。离开广大社会成员良好的宪政观念,“宪政国家”的理想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但宪政之路离不开本国的法律文化环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机构和法律设施的总和,是实现宪政的土壤和根基。营造良好的法律文化将为宪政提供思想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以新《律师法》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虚置化为切入点

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了侦检部门的普遍抵制，这种现象的形成本质上是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发生了集体失语。原因在于修订后的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直接影响了侦检部门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私益，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偏离了社会公义和法治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人所不应该有的伦理失范。故应当从法治理念、法学教育和自身教育几个层面上进一步加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这是法治国家成败的关键。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法律与宗教问题研究——第二届法律与宗教研讨会综述

李步云教授指出，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是人权自由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很有前途的课题，应该大力开展研究。第二届法律与宗教学术研究会取得丰硕成果：在法律与宗教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督教对近代宪政的重要作用、圣经神学人格到宪法上的人格权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部门法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以及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与法律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如何进一步从法治层面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开放宗教市场，并与国际规则接轨，是我国在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宪政修养与宪政制度——中国共产党宪政修养与中国宪政制度发展探讨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宪政修养的高低直接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是否能健康、顺利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和建设党,其法治宪政修养日臻提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趋势提供了基本依据.概括来看,其表现具有四种趋向:第一,20世纪80年代执政党接受了以宪法治理为核心的法治理念,开始逐步制约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第二,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以法治与宪政理念为价值选择,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第三,进入21世纪头十年左右执政党的宪政修养日臻成熟,具有较强的宪政意识,开始尝试宪政制度建构的具体实践;第四,可以预期21世纪头十年之后执政党的宪政修养会更加成熟,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将必然从党内制度迈向宪法法律制度,彻底完成从人治到法治、从宪法到宪政的转变.     

诉讼文化论——兼谈中国诉讼法制的现代化

诉讼文化是随着国家、法律的产生和司法救济手段的出现而产生的;建立在自由、平等、权利等基础之上的西方诉讼文化以保护个人权利和利益为宗旨,而在小农经济和宗法伦理关系下孕育的中国诉讼文化以追求和谐、反对争讼、维护特权为价值目标;从清末到民国所引进和移植的外域诉讼制度,由于受到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顽强抵抗而难于对其产生影响;当代中国诉讼文化结构内部亦存在着制度与观念的冲突,从而导致理想诉讼文化与真实诉讼文化的错位。因此,改造或重构国民诉讼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使其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是实现我国诉讼法制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俄罗斯行政诉讼制度的历时性审视

俄罗斯的行政诉讼不是其本土化法制。它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历时性转变,通过对传统与西方现代法制思想的反思,以宪政基础为基石,强化了整个制度体系设计的逻辑性,从对诉讼价值的准确定位、适当扩大适用范围、明确举证责任和检察官的参诉制度,全新地设计了行政诉讼制度。关注俄罗斯行政诉讼制度是如何从传统走到现代,反思其面临的困境,对于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将是有益的借鉴。     

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从西汉＂引礼入法＂到清末＂礼法之争＂,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反思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深层融合点,挖掘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现实作用,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初探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以当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为背景 ,以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 ,其目标是通过议会主导的权力分立的政体设计 ,培育国人的法治观念与习惯 ,以达到制约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法治之境。笔者以为 ,自由精神与权利意识的缺失是近现代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屡遭挫折的原因之一。因此 ,总结与反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盛极一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法治思潮 ,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宪政视角下政府角色定位

宪政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要素,三者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民主与法治均指向于共同的价值目标——人权保障,只是发挥功能的角度不同而已,而政府则是宪政国家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柱和主要标志。国家应致力于实现法治型政府重在守法,政府守法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其根源在于主权在民,政府守法需摒弃权力本位思想;实现管理型政府重在民主,民主化管理有利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防止政府公务人员的专横武断、提高政府机关的权威;实现有效型政府重在人权保障,有效型政府的建立依赖于正当程序听证权利适用范围的扩展、司法审查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行政程序参与范围的不断拓展。     

“和而不同”思想与法治的文化认同

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对法治的文化认同具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它要求关照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这有利于形成法治文化认同的合理的现实利益支点。“和而不同”思想对提高公众的民主与法治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合格的法治文化认同的主体，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和而不同”思想还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法治文化认同的内容体系，形成全面的法治文化认同：从“和而不同”思想的视角出发，我们要创造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规则，正确认识法律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