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需要与韩愈散文的风格

论中唐古文运动者,以为其产生之原因乃在于时代之需要,是中衰的唐代社会在文化上之需求。此诚为不易之论。因为古文运动的两个基本内容,即革新文体,以“散”代“骈”,建立新体古文与革新内容,主张文道合一,这两点确为济文章之穷、应时代所需的。然而不仅如此,照我看来,即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那种雄奇奔放、汪洋恣肆之文章风格亦为时代之需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论

1 95 8 - 1 960年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 ,也掀起了扫除文盲的“大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 ,由兴到衰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 ,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 ,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试论魏源的“乱世人材”观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是《诗经》中的一句话,说明了人才的得与失关系到国家的兴或衰,若处于历史的大变动时期,则人才问题将更为紧迫和尖锐,一百多年前,中华帝国的金锁铜关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腐朽的清王朝被迫的改革和被迫的开放必然走向失败,其中人才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变革,我们     

信天游“兴”简论

信天游“兴”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上句只借物以起兴，与下句歌意了不相关，但可从韵脚、语势上引起下文，这称为“起兴”，是信天游“兴”的初级形态，带有原始性；二是上句未全为比而借物取兴，与正义相关，这称为“比兴”，可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激起人们广泛的想象，标志着信天游“兴”的成熟，是信天游“兴”的富于艺术性的高级形态。信天游“兴”的发展，不是高级形态取代初级形态，而是同时并存，足见信天游“兴”的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近半个世纪来，陕北民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信天游“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处于低谷，这警示我们，莫让信天游“兴”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束之高阁，而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天命、国运与预言

“一姓不再兴”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东周时代最流行的两条预言 ,它们相互为用 ,影响了一代人心和政治。本文探其源而析其用 ,从两条预言的流变看人心向背 ,国运兴衰 ,说明天命即民命 ,人心即天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思潮的兴与衰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的科学哲学运动,是科学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的具体表现,其兴与衰的演进过程正好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反映了科学主义兴衰的必然性.     

比兴何以难分

作为《诗经》中重要的艺术手法,“比”和“兴”本身的含义长期以来都难以区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同的时代环境会影响不同的主体对“比”、“兴”的理解;二是“比”、“兴”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有相互交叉重叠之处,难以截然区分.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新析

孔丘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它的上句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两句话都出自《论语·阳货》。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脉络关系的,但却常有人取“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作为孔丘认识论的先验论而加以批判。事实上,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他的教育实践是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因此,对“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这     

《归去来辞》结构谈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一篇脍炙人口,誉满古今的不朽之作。自唐宋以来,研析者,称美者,颇有名家硕士。如:北宋欧阳修就说:“晋无文章,惟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两晋并非没有文章,而欧公之意殆谓堪称妙文者,惟此而已。清代吴蔚文言之更为具体:“晋时如茂先、太冲、二陆、三张、两潘、景纯、束哲,虽称巨擘,然不免以博溺心,以文灭质,惟渊明之《归去来辞》,气体洒脱,千古不刊。”吴梯《巾箱拾羽》也说,“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迄至解放以来,各高校教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探讨“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传统,“原道”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原道、卫道乃至殉道成为湖湘文化规约下湖南士人人生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毛泽东、蔡和森等灿若星河的一大批“五四”时期湖南有志青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他们在湖南的文化氛围里形成的“原道”精神密切相关。在“五四”时期短短的6年时间里,湖南社会经历了反袁、驱汤、驱傅、驱张,湖南自治运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形成了湖南人一个探讨“大本大源”的“原道”过程,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链条。而“五四”时期的湖南报刊,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换、文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成为这一代人才渡河之舟桥,冶炼之熔炉,砺剑之硎石。     

进一步实施"以港兴市以市促港"战略之管见

“以港兴市、以市促港”是世界港口城市发展的共同战略。随着科技进步,历史上的“单港兴单市”、“此兴彼衰”向“群港兴群市”、“共兴共荣”转变。宁波市和宁波港理所当然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市、上海港为轴心的国际性特大城市带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层成员．文章还对依靠科教提高宁波港、城建设的科技含量,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论“兴”与意境同源而分流

“兴”和意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民族特色。“兴”和意境都是物对。动的感发和心与物的契合、相融而呈现在作品中的美。作为审美对象，诗歌“兴”的出现似乎先于意境，但诗歌意境滥筋于“兴”。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文艺创作的发展，诗歌“兴”和意境的创造逐渐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和特色，“兴”和意境终于增变发展成为中国传统芙学中的两个耀眼醒目的范畴。本文拟从‘兴”与意境同源而分流的角度，对它们审美结构及其审美特性的异同作简单比较。一、诗歌意境独特的审美结构及其审美特性。在文艺美学中，意境是一个标志艺术本体的审美…     

“兴”起源的文化人类学思考

诗“兴”起源是一个古老而独特的话题。其探索历程呈现模糊到明晰、表浅至深入趋向 ,但至今兴起源的最初动因并未得到具体有效说明。本文以文化人类学为视角 ,从兴得以发生的“创作”与“接受”两个层面进行考索 ,认为兴起源的深层心理动因基于种族功利性生存和繁衍目的。     

教育革命好得很——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点体会

五十年前,正当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它横加指责,大泼冷水,刮起一阵“糟得很”的黑风。他们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农民的革命造反行动“太过分了”,革命农民是所谓“痞子”,农民运动是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等,妄图把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回击机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初亲自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满腔热情地歌颂和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赞扬农村中苦战奋斗的贫农是“革命先锋”,肯定农民的造反举动“是非常之需要的”,表彰农民运动成就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辩正——与王立功同志商榷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出自《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只有上等的智人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这句话,文意非常清楚明了,本无辨正可言,但读了《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二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新析》(王立功,以下简称《新析》)一文,反而叫人难以理解了。他认为,孔老夫子说“不移”并不是说“不可移”,而是说“可移”。这便是《新析》一文的“新”之所在。这里,我们禁不住要问:既然孔夫子不认为上智和下愚“不移”,而认为“可移”,那他直接说“移”足矣,何必言“不”?以己之愚见,《新析》所析者,非孔子之本意。现提出来与作者商讨,辩明是非,以免舛误。     

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一大悲剧——“天京变乱”浅议

1856年9、10两月天京城内发生了天地为之惊、鬼神为之泣的大屠杀.太平天国优秀将士及他们的家属二万多人死在了曾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自己弟兄之手!据清朝地方官上报说:“天京一带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漂流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衣黄褂者.”①这是多么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惨痛而巨大的悲剧呀!它给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治教育

我国的德治思想历史悠久,其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周公,他在总结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后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只是辅佐那些有德之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方略。那么在今天建立健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没有加强德治的必要性呢? 是否因为强调德治而弱化法制呢? 为了消除人们心目中这些顾虑和担忧,更好的贯彻实施党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针,就必需强调以德治国在现时代的必要性。一、德兴则国兴,德衰则国衰中国自古就有“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强”之说,而如今我们提倡…     

谈《大学语文》中诗词的“兴”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人的情感总是由一定的客观事物引起的。中国儒家早就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与外物无关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叶燮《原诗》)“感于物”而产生审美情感并将之物化为诗辞,这就是中国古代诗论所说的“兴”。 “兴”的本义是“起”的意思。《说文》:“兴,起也。从舁同,”舁是共举,同是同力。“兴”字甲骨文作“(?)”,“象四只手抬一抬盘之形。”(《甲骨文简明辞典》)先秦始以“兴”论诗。孔子说“兴于诗”、“诗可以兴”,意思是《诗经》能感发人们的某种情意。孔子所谓“兴”,是兴本义“起”的引申,指“由……感发(某种情思)”之意;含“起发”、“感发”之义。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他说“兴”是“起情”,即《诠赋》中所说的“睹物兴情”。从此“兴”以感物兴情或者说感物起兴的涵义被许多诗论家认同,如唐代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宋代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中引李仲蒙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浅谈韩愈对散文发展的一些贡献

韩愈是唐代反对齐、梁以来的骈体文,提倡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对韩愈这个人的评价,历来是有争论的。宋代的苏轼推崇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朱熹则严厉地指责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