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借形

借形是人们不太热悉的形貌修辞手段。它是以汉字的形体来描写事物的修辞方法,只利用汉字的形体却不利用字义。用作借形的材料不仅仅是汉字,也可以是拼音文字的字母,借形的心理基础是想象和联想,其修辞作用为形象生动、简省明白。     

借形修辞方法研究

借形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修辞方法,借形的分类、特点和具体应用都是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借形有汉字借形与字母借形、简单借形与复杂借形之分。借形主要的特点是以所借字(母)形与描写对象之间的相似性为客观基础,以及所选取的汉字多是常用字等。借形的宗旨是追求直观形象、经济简省、准确逼真。通过与借形有关的相近修辞方法进行比较区分,可以看出借形是形貌修辞中修辞效果最明显、应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修辞方法。     

论汉字中的一形多本义现象

汉字发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是汉字记录语言的客观需要和图画向文字演变的必然结果;汉字发展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表现为"形借"现象,"形借"又有纯粹借形和形音兼借两种现象的不同;汉字成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大多通过加区别符号、加声符、加意符、异体分化几种途径实现字形和词义的分化。     

“借”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年)392页说:“在上古汉语中表示‘借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只用‘假’,不用‘借’。”并且举例:“‘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该书1981年修订本重复了上述文字。(420页)案:“假道于虞”见于《左传》僖公二年、五年等。《古代汉语》第一单元文选部分节选了僖公五年,题名《宫之奇谏假道》。然而据此断言“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则谬。《谷梁传》僖公二年通篇说“借道”而不说“假道”,即为明显的反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     

说“狐”

本文依据《说文解字》、《汉语大词典》,联系儒家思想,举详实例藉以说明古人对狐亦贬亦赞的矛盾心理,以及狐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意象。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浅议“借贷记帐法”的教学方法

借贷记帐法被全世界的会计界广泛使用,但人们认为其不易理解,晦涩难懂,本文试从借贷记帐法的经济涵义理解,帮助初学者掌握借贷记帐法.     

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更法”,即变更旧制、整顿旧法开始,在新形势下又转向“借法”,即学习和取法西方。学习、借法西方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自强运动。     

三国时期“借荆州”事件中的权势制衡探析

赤壁之战以后,荆州的归属成为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孙权将荆州部分土地借与刘备,刘备得以在荆州南部立足,为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础。"借荆州"的历史公案,千百年来多有争论。事实上,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只是"借"了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及其附近的城池而已,并非"借"下整个荆州。刘备通过借荆州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暂时遏制住了孙权在荆襄一带的发展,二是建立了北进中原和西图川蜀的基地。孙权"借荆州"给刘备虽属无奈之举,但也实现了制衡内外的两大目的,一是维持了孙刘联盟,把长江中游防卫曹操的重担转嫁于刘备,自己全力以赴抵抗曹操在东线的进攻;二是假刘备之势遏制了周瑜势力的发展,实现了其控制内部文臣武将的目的。曹操通过撤出荆州实施了渔翁之计,借刘备与孙权自相攻伐之际巩固了其在北方的统治。"借荆州"是三国鼎立过程中的谋略博弈,也是刘备、孙权、曹操实施权势制衡的政治手段。     

以形说义略论

以形说义，是一种通过分析文字的形体结构解释词义的训诂方法。本文对以形说义的理论依据、流派、类别、检测手段、适用范围等，进行了讨论。     

古代汉字形体歧异现象的处理——兼对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某些注释商兑

本文以王力主编的教材《古代汉语》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的注释中值得商榷之处为例，说明对古文中经常出现的汉字形体歧异的现象，在进行注解或编纂辞书时应注意结合具体汉字的产生历史、形体结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加以较全面的考察，才能尽可能稳妥地把各类性质不同的古书汉字形体歧异现象区别开来，并给以准确的解释和说明。     

汉字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由“汉字整容”生发

汉字形体完全凝固不变并不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汉字3000余年发展史来看．形体的规范、整理一直都在进行,基本上没有间断。但汉字形体的整理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且必须在确保汉字系统整体稳定性和在社会可接受限度之内进行,这同样也是汉字发展史提供的经验。汉字“整容”必须合乎以下要求：特别必要,容易接受（最小时间、精力、资源成本）,严控数量。每次整理可在严格论证基础上选择具有相关性的一组进行。     

黄季刚字词关系理论概述

黄季刚先生将汉字分为造字和用字两大领域。造字领域以字的音义关系为中心,以变易字和孳乳字为核心概念,以转注假借为造字的法则,着眼于字与词的一致性。用字领域以字的声音关系为主,以字的音义关系为辅,以假借字为核心概念,以文字与文辞的关系为主要探讨目标,着眼于用字领域字与词的矛盾性。这两大领域的汉字可归结为《说文》（文字的贮存）和文献（文字的使用）两大系统。     

从不同的价值观取向看中美民族性格的差异

中美两国在价值观的取向上存在着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群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取向。这一不同取向的价值观导致了中关两个民族在性格上的某些差异。价值观和民族性格差异可直接影响到交际模式和策略的不同。在跨化交际中，对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民族性格的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张爱玲的人格特点与小说众生相

本文就张爱玲的人格特点与其笔下的人物众生相加以论述。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美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公司特征与股权激励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与持续发展,证监会于2005年底发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并于2006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实施,文章通过对2006年实施股权激励的43家上市公司分别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的公司特征进行分析,发现非国有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比例上升,中小板公司公司特征并不明显。主板公司财务风险较市场平均水平低,盈利能力和成长性较高。     

《毛诗传笺》中的文字训诂

<毛诗传笺>作为郑玄的代表注作之一,展现了郑玄在文字研究方面的成果.郑玄借助于对文字音、形、义的综合考察,以广博的文献知识为基础,以丰富的训诂经验为依托,深入了解<诗经>中文字的含义,进而能准确确定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辨别古今字、假借字,对文字训诂作出了贡献,从而使人们对<诗经>的理解更为深入.     

动词“让”及“让”字兼语句研究

在确定“N1＋让＋N2＋V2”句式中的“让”为动词、整体为兼语句式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N2、V2的语义特征及其各自与N1的关系.也探讨了当“让”分别为使令、容许、听凭义时,N1最初的意愿主动性依次减弱.而当“让”为致使义时,更侧重表明N2发生某种变化,表现一种结果,所以此时的V2可以是形容词.“让”字兼语句更是有自身的独特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