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基于一定标准对法律规则自由选择判断的权力。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于民事司法全过程。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存在风险,主要包括自由裁量权的非规范行使、非统一行使和滥用三方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要遵循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作法;自由裁量权的统一行使,应建立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和判例指导制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建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权利控权制度和权力控权制度。     

自由裁量权的运作逻辑及其优化之道——以扶贫政策为例

国家通过出台各项政策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政策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的运作。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对其的有效监督,减少基层官僚的信息不对称劣势,保证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朝着达成政策目标的方向前进。通过对我国从"粗放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变迁的过程中,基层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分析,指出由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的缺乏或不完善,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商式"自由裁量权的概念,从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主监督相结合的角度,为优化自由裁量权的运作提出了解决之道。     

从法制和道德角度谈规范行政管理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权力滥用问题,首先介绍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义及其特点,进而概括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状,分析了出现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政策建议,即从法制和道德两方面"软硬"兼施,规范行政管理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自由。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时,应结合我国社会环境,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论授益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内容。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研究,行政法学界往往更侧重于负担性行政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对授益性行政中的自由裁量权缺少必要的关照。本文试图在现代行政的制度背景下,通过对授益性行政中的自由裁量行为的法理分析,探讨有效规范和控制授益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途径。     

析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刑事司法领域里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涉及刑事司法活动主体的重要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提高我国的刑事司法水平,构建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所赋予的,是法官所特有的权力,是法官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而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本身,又恰似一柄双刃剑,游离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因此又不可避免地使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作用。为此,应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现实必然性、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以及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加以剖析,以规范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略论

本文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探讨，集中分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概念、特征和必要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机制     

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及裁量基准科学体系建构研究

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文物行政执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则导致权力寻租。规范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根据文物行政执法的实际情况,细化裁量权力,构建科学的裁量基准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控制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权的实施保障机制,促进文物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公正、合法、合理地运用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自由。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时，应结合我国社会环境，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位、错位与复位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外在法治与内在伦理精神的指引下,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行政主体一种积极限制和积极自由的统一。这种定位因行政理性的限度,"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致使权力寻租现象出现和相机抉择的时滞作用等原因而出现错位。而通过强化信息素养、厘清权力边界进而压缩寻租空间,建设责任、效能政府等方面入手,为自由裁量权的复位提供合法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