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命题的大前提

康德对人及人的自由的思考与重视,正是他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命题的大前提。康德哲学美学是主体性学说,在哲学人类学的背景下,美必然以道德为旨归;该命题有着深远的历史思想渊源,在其哲学探索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背景中诞生;同时也与康德推崇卢梭有重要关系,受卢梭影响而对人及人的自由重视;该命题的提出有着它的现实基础,康德感于当时人的生存状况而对人及人的自由思考与重视“,美是道德的象征”就是在意识层面上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     

“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现代意义

“美是道德的象征”,说明了人类可以通过审美由自然走向自由。后人认为它的缺陷在于主观性,但运用层次论的方法分析可知,康德用审美沟通人与自然的学说,是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有益补充。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不会有所偏颇。在工具理性盛行的今天,康德这一论述有着特殊的意义。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与“美是道德的象征”——庄子康德美学追求之比较

庄子与康德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都以审美为途径,追求二者的最终和谐并达至自由之境。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他们所追求的审美的至境是不同的:庄子追求的美的旨归是自然,归于朴素,讲求的是"游"与"忘";康德则把追求美的理想的眼光投向人,美向崇高迈进,并最终成为"道德的象征"。这种差异体现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德性善是人们道德生活的最高目标

德性善是伦理学中的主要道德范畴 ,也是人们道德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对德性善的认识与实践 ,决定了人们道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道德境界的提升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康德“促进至善是人之道德义务”命题的义理基础与实践指向

康德至善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核心观点,即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而为何“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他并未清晰地阐明。对此,许多批评者不仅明确质疑“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而且质疑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通过深入分析至善与道德法则紧密的义理关联,可以发现,康德之所以将“促进至善”设定为人的道德义务,根本原因在于至善是人的理性道德意识潜在映射的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后者构成人的道德实践必须预设的一个背景性条件。基于此,康德认为,当至善以道德法则为基础,就能够且应当完成对纯粹意志的完整规定,而一旦至善获得规定意志的合法权利,也就存在着“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项义务的特殊性在于,“促进至善”本质上是一个与“义务的后果”相关的实践命题,充分发挥着对其他义务的范导性作用,即通过“一个目的之整体的理念”,使所有道德性的义务能被系统化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致力于理想道德世界的创建。     

政治的善及其与道德的差异

政治以利益关系为主题,政治的善是利益关系的某种均衡,它以利益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平等地对待具有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人们,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将善的政治决策体现落实在制度中。政治善的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决策依据、实施手段和评价尺度与道德不同,道德上可嘉的人有可能将美好的东西撕碎,道德上可指责的人有可能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     

康德何以步安瑟尔谟的后尘?

安瑟尔谟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曾给予其彻底的批判。但康德在伦理学中，同样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至善概念，并由此推论出了上帝的存在。这种逻辑错误的重复既说明了康德本人在上帝存在问题上的宗教态度，也说明了以理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之不可能     

义务、自律与至善——康德伦理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范畴分析

在康德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不仅必须出于义务,而且也只能出于义务;只要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无论其效果如何,都必定是道德的行为。康德所谓的自律,提升了道德的主体性,但他又把自律变成了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康德把至善当作一种道德理想,当作一种在现实世界中难能而只有在彼岸世界才可能的圆满的善。但实际上,至善并不能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道德权利抑或集体的善——基于当下道德困境的理性思考

在道德困境中,一方面是部分民众对道德规范内容的故意屏蔽和对道德信念的自我放弃;另一方面是个别人对道德付出的强行索取和对所谓道德权利的维护.双方各执一词,互为借口,在道德层面上渐行渐远.首先就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间主客体的不确定性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提出与其让微弱意义上的道德权利尴尬存在以可能引起某些民众对道德行为的反感,还不如理性的选择放弃.其次,围绕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彼此理解和信任为核心内容的集体的善来建构社会道德,从而还原道德的本来面目.最后,从政府的“善治”、社会舆论宣传的转向以及集体的善的内化和践行土壤的培育等层面,探讨了基于集体的善之上社会道德的可行与可为.     

善卷原初道德思想行为考论

善卷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隐者",因其辞让帝王之位、具有"至德"而被人们千古传颂.但是,他所拥有及代表的"道德"内涵究竞为何?却一直未能予以应有的和准确的揭示.本文主要依据去古未远的先秦文献资料,对善卷的"道德"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论,认为善卷所展示的遗家"道德",包蕴有自然哲学、道德观与生存方式等丰富内涵,兼顾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探索和身体力行的追求,从而将"道德"超脱单纯的社会伦理范畴,提高到与自然界和谐一致的哲学高度.这就是先秦善卷"至德"的原初形象.可以为解决争摆脱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内外困境提供借鉴,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质,因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论行政活动与真、善、美

真、善、美是人类所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人类包括行政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尺度．行政活动从总什上来说是行政主体不断地趋向于真、善、美的过程     

康德“道德的宗教”之实践功能

康德认为,道德哲学本身并不需要宗教,但道德必然导向宗教。道德法则必然指向达到德福一致的至善,但这个目的却为我们人力所不能及,我们虽然能自主地追求道德,但幸福的获得却服从自然规律,处于我们的能力之外。为了在尘世中实现至善(而这也是具有道德的人的合理期望),必然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上帝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它是由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被假设为必然要存在的,所以,这种宗教就是"道德的宗教",它被严格限制在纯粹理性的界限里。     

再见，这善美的江南

轻叩心扉,慢撩思绪．不经意间屡次辗转于江南,拥入初春绵软的怀里．想必前世应属江南．今生缘亦未散。     

《周易》中的真、善、美思想

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 ,皆可在《周易》中找到基因 ,美学思想自不例外。真、善、美作为认知之逻辑和目的 ,在《周易》思想中具体化为 :中华先人观物取象、格物穷理以求真 ;凝道、行道 ,以心循理来守真 ;观感化物而求善 ;至诚得天而至善 ;合天人以求美 ,天人合而尽美。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真善美相互区别、相互涵育 ,在序卦系统中浓缩为 :上经之首示天道而求真 ,下经之首示人道而求美。上经止守真 ,下经止至善 ,天道人道合一 ,便有阴阳交感到升降的求美与尽美。这揭示出天人同构 ,生生不息 ,玄妙有常的世界图景。     

康德“象征”概念探析

“象征”在康德哲学中作为理念的感性展示,不仅是理解美和道德之关联的关键,同时它所代表的隐喻式思考和感性化倾向对把握康德哲学而言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同“图型”一样,“象征”也是联结直观和概念这两种异质性事物的中介,但由于“象征”所指涉的理性概念的特殊性,使得“象征”拥有最特殊的运作方式——仅关涉反思规则类比上的相似性。与此同时,“象征”作为一种诉诸直观的表象方式具有修辞学的传统,这种隐喻式的表达被康德提升为一种哲学式的思考方式,服务于我们的哲学反思。但这种感性化思维方式有其自身的限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对“象征”的使用进行了区分和限制,坚持概念式思考在哲学中的根本立场。     

“善”的研究简述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对“善”的概念界定、对“至善”的追求的诸种思想对我们当今辨别善恶、评价善恶意义重大。善恶观念是历史的发展的,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行为,才具有善的价值或意义,而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相背离,阻碍社会进步与文明进展的行为是在道德上应予否定的恶行。     

论哈代小说的隐喻象征手法

现实主义是19世纪英国小说的主要创作手法,托马斯·哈代作为当时的重要作家,除了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外,还灵活地驾驭着隐喻、象征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他用多样的喻体和寓言性的描述暗示着一种由必然性所决定的悲剧,表达着自己独特的思想观点,使作品表现出一种迥异的风格,为其作品在英国小说发展史上奠定了特殊而坚实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