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评估与建议

2013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取得重要进展。两国元首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的会晤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两国合作的领域扩大。两国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和摩擦,但双方均能以非对抗性方式处理。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国应提倡中美在亚太互动中要有创新思维与行动,提出中方之亚太愿景,尝试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设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试验项目。     

21世纪越南与亚太大国战略关系发展探析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越南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改善了与亚太大国的关系,与中、俄、美、日、印等大国关系呈现发展迅猛、合作领域广泛、合作机制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特征。战略利益的需求、对外政策的调整、经济利益的驱使是越南与亚太大国战略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越南与亚太大国关系的发展也存在着历史包袱、意识形态差异、东盟国家的疑虑等制约因素。     

新型大国关系视角下的中美核安全合作

当前,美国国内掀起一场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辩论,质疑者和反对者强调两国之间对抗和竞争的因素,说明中美之间存在普遍的信任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核安全合作却成为中美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最为成功的合作领域。中美双方在核安全方面开展合作有较坚实的基础,核安全合作可为开展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未来深化核安全合作依然大有可为,在特朗普时代,中美两国应将核安全合作从峰会管理转向日常管理,从首脑推动转向制度推动,使合作成为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     

冷战后的中美政治安全关系

冷战结束十年以来 ,美国的对华政策依然摇摆不定。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十年来美国视中国为敌还是为友 ,或者非敌非友 ,至今还未定性。而美国难于在其国际政治安全战略中给中国定性的原因 ,则与以下的三个层次密切相关 ,即美国的国内政治层次、中美关系的发展层次和全球层次。     

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中日和美日关系的发展.美日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目的在于两国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但却阻碍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积极的对策,在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发展良好的中美、中日关系,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寻找有利的因素.     

美国战略东移背景下中国与亚太大国关系的新变化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实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势必对亚太地区的局势与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要防范甚至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国,为此调整了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亚太大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与亚太大国的关系发展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新挑战。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注重周边外交,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传统东亚体系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东亚体系是“天下共同体”,倡导和谐共处,“以不治治之”,共生共荣.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时代,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害,美国要摒弃冷战思维,与时俱进,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相互同处于平等的主导地位,要相向而行,以发展化解矛盾.双方在合作中发展利益,在利益发展中加深诚信,再反作用于合作的深化,把利益与诚信辩证统一起来化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     

冷战后中美日关系的重新定位及影响

冷战后，由于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重新定位。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三国之间则呈现出既依存又竞争、既协调又制约、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 将对亚太稳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冷战后中国构建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背景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提出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战略理念,开始新身份的塑造与建构。国家身份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互动实践逐渐形成的一种被其他成员理解和认同的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模式,通过该关系模式,国家在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认知自身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以及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至少国际系统、国内系统和决策者三个层次的变量影响和制约国家的身份选择和定位。中国“负责任大国”新身份正是基于这三个层次的因素提出的。     

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格局与新动向

2008金融危机已过去四年,国际关系局势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迁,并为未来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当前国际格局总态势呈现出西方传统三强美、欧、日陷入长期困境,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艰难中“群体性崛起”的趋势.在此番旧有国际格局崩坏而新格局尚未完全成型的过渡时期,国际关系总体而言将在某种意义上出现“权力真空”状态,而其中美、欧、中三家各自的内政外交变化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共同决定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为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格局变迁,中国外交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甚至变革.     

回顾与展望:冷战后的台日关系

冷战后的台日关系经历了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三个时期。李、陈时期从台独政治需要出发,在对日关系上,政治上谋求突破七二体制,安全上谋求缔结军事同盟。马英九上台后,政治上回归九二共识,安全上拒做麻烦制造者,基于主流民意和民族认同,把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作为政策的优先方向,同时强调与日本的特殊伙伴关系,台日关系由结盟走向务实合作。本文的视角立足于冷战后台湾当局的对日政策,据此考察分析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的台日关系。     

欧洲一体化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调整

二战前,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多次战争,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但是,二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一条联合自强的一体化道路,它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想像的事情。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某些传统观点。事实表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能够联合起来,而且还能探索出通过一体化来解决它们之间矛盾的有效方式。     

"三国干涉还辽"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为阻止日本吞并辽东半岛，联合法德两国出面干涉。日本知难而退，放弃辽东半岛。这一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斗争趋于激烈，同时也给远东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变化，日俄争夺东北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冷战后的中俄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 ,中俄美关系历经错综复杂的调整 ,呈现出新的态势 ,再用传统的“三角关系”的概念来审视三国关系已不合时宜。在新的国际环境里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舍弃不合时宜的“不结盟就是对抗”的思维定式。三者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冷战后国际环境领域的南北矛盾

冷战后国际环境领域的南北矛盾 ,主要表现在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与义务的分担、发展援助与技术转让、环境问题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关系等方面。南北差距的日益扩大、环境霸权主义的存在、国家利益的冲突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等因素阻碍了南北矛盾的解决。要解决国际环境领域的南北矛盾 ,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 ,寻求两类国家的利益共同点 ,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落到实处。     

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强化原因及影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全球霸权.适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一是由双向遏制中日向集中遏制中国转化;二是巩固军事同盟实现军事一体化;三是合作领域拓宽实现美日同盟全球化;四是由双边安全合作向多边安全合作转化.美日同盟的强化源于各自所需和相互利用：一方面美国借美日同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美国增强地区影响力.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崛起形成严重挑战、使中日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延缓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浅析图们江地区周边国家经贸关系变化的新特点

中朝俄三国是图们江地区开发的主要参与国,自从2000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以来,该地区的经贸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朝韩经济合作开始启动,双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朝鲜外贸恢复较快,中朝贸易开始出现增长势头,对朝贸易出现新的变化;中韩双边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俄与图们江地区周边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日趋发展.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矛盾性透析

围绕当今世界的两大趋势和发展走向 ,透析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 ,以及影响和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限制因素和支持因素。指出这两种因素的互动结果造成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 ,从而揭示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论冷战后中美日经济竞争态势及其前景

冷战结束后的 10余年 ,日美中三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各具特点。总体上看 ,日本的现实表现最差 ,而美国与中国则属于“优等生”。这种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演变使三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态势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美国仍能维系竞争中的“老大”地位 ,日本却在竞争中暂时陷于被动。无论是从时代潮流还是从各方的战略需求看 ,巩固和推动中美日三边合作 ,实现互利是历史的必然 ,合作大于竞争 ,机遇多于挑战 ,应是对本世纪三大国间经济竞争关系总体发展态势的恰当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