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治理与解决: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及现行解决方法

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重点探究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解决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与举措,前者包括对话和解、调解、仲裁、信访、诉讼及诉诸暴力等,后者主要涉及社区冲突化解、冲突调解、冲突管控、冲突处置和暴力强制等。一个共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与复杂化,大多数社会或社区冲突必须通过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或合作解决。     

业主维权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重构

业主维权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则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两种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及业主协调解决纠纷的模式与业主委员会自管的模式。前者多出现于业主力量弱、文化素质相对低的社区,后者多出现于业主维权意识强、组织能力强且文化素质相对高的社区。在现阶段,两种治理模式仍然依赖于领导精英,不具有普遍性。随着业主组织能力的增强、治理能力的提高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职能定位的逐渐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将会更加清晰。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

城市社区中多元利益与权利的平衡将促动社区治理范式的转换.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代表着多元化、平等性的民主诉求,这展现了当今时代的精神反思和回应.同时,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需要一定的权益设计和安排,赋予其某种程度的生发机制,才能进而促进社区治理与社会和谐.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城市公共危机让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更加了解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多元化价值,但同时也暴露了社会组织存在良性协同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多元协作应急联动问题凸显、高效管理运营能力亟需增强、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风险面前,社会组织要把“危机”变“契机”,就要看到城市危机事件影响下社会组织发展“转机”和改革的“先机”,通过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加快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协作、增强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性等途径,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作用。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是结构复杂、异质化程度高的特殊社区,以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帮助此类社区提高治理绩效.然而现阶段,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仍然呈政府"管理"而非社区"治理"的局面.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相结合并达到均衡.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探析

在现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城镇化背景下,须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当前,社会组织已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着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绩效不理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以解决,以提升城市社区的治理能力。     

中美两国社区文化治理主体比较研究

社区文化治理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方式,解决社区存在问题。要发挥文化在社区的纽带功能,需要对我国社区文化治理实施主体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对比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三级体系,研究美国地方艺术委员会、社区艺术组织和社区发展公司的具体工作内容、人事制度及其与社区文化治理的关系,本文提出我国应建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有效提升区、县地方艺术委员会工作内容和资金分配方式;向社会化、专业化方向改革社区文化服务机构;创新社区发展类中介组织等方面进行社区文化治理实施主体的全面有效提升。     

中美两国社区文化治理主体比较研究

社区文化治理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方式,解决社区存在问题。要发挥文化在社区的纽带功能,需要对我国社区文化治理实施主体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对比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三级体系,研究美国地方艺术委员会、社区艺术组织和社区发展公司的具体工作内容、人事制度及其与社区文化治理的关系,本文提出我国应建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有效提升区、县地方艺术委员会工作内容和资金分配方式;向社会化、专业化方向改革社区文化服务机构;创新社区发展类中介组织等方面进行社区文化治理实施主体的全面有效提升。     

公共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是伴随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而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现阶段,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事件趋多,社区矛盾和冲突呈升级态势,所涉及的公共问题愈加复杂.维权动机多元化、维权主体组织化、维权方式多样化和专业化、维权活动政治化趋势初显端倪.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应对此类挑战时,应遵循中立原则、掌舵原则和服务原则,健全立法吸纳、行政吸纳相结合的民意整合方式,建立协商民主与竞争民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机制,完善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自治制度,加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公共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动态博弈分析——一个基层政府、居民和物业企业逻辑

为解决商品房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困境,达到提高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和效率的目的,以商品房社区的居民、物业企业和政府为研究的供给主体,以物业服务为研究对象,分析动态博弈框架下各参与方的关系、行为和收益,构建三者之间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动态博弈模型.结论是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既有居民自身原因,又有居民和物业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缺乏监督引导等原因.     

构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着力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社区多元治理结构。在总结我国探索社区治理模式取得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主要着力点,即充分发挥社区治理主体的不同作用,建立互动合作的运作机制,加强社区治理的能力建设。这三个着力点相互促进,需整体推进。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政村治"是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诱导性制度变迁",在特定时期内推进了乡村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在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基层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显现出了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两者关系衔接不畅等问题。考虑到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解决"乡政村治"所隐含问题的迫切需要,党领导下的乡村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作的方式参与村治形成了协同合作化治理模式。这不仅化解了当前村治所面临的困境,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还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程度,扩大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布局,为我国乡村治理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中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型协同治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精准嵌入公共服务、打造"党建+互联网"治理云平台等举措的实践,推动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文化功能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武汉市T社区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人员流动性增大,城市社区居民间关系淡漠、社区共同体意识式微、治理主体缺位的被动局面阻滞了社区治理的有效实现。对武汉市T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表明,多样化的社区文化建设功能不仅体现为文化自豪感、文化认同的强化,更着重表现为居民在共享文化意识中可能形成的超越个人私利的关注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自治意识等公共精神,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区治理格局。因此从调动居民参与、突出社区文化个性、系统化社区文化建设、强化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来提升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高度,以期激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好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SFIC模型视角下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挑战与对策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文章以社区协同为论域,基于SFIC修正模型的分析框架,探究合肥市A社区协同治理实践。研究发现：当前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存在起始条件鸿沟、政府催化协同作用有限、协同治理制度设计迟滞、治理主体沟通交流不畅以及治理结果评估反馈机制欠缺等现实挑战。基于此,从目标、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提出一个协同治理新体系：在目标上,夯实起始条件基础、强化催化型领导、系统改良协同过程来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在过程上,兼顾刚性制度设计与柔性人文关怀的双重嵌入,切实推动协同治理的善治进程;在结果上,强化效果评估与信息反馈工作的制度安排,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城市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理论体系与现实路径

基于对已有的安全和危机管理理论的反思,结合现实社区治理的问题经验和发展诉求,指出城市开放社区的公共安全理论及实践工作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入.社区安全问题治理研究除了借鉴传统封闭式社区一般性公共安全治理基础理论之外,还适用于紧急事态管理、脆弱性理论和全周期管理理论等发展性理论话语体系;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城市开放社区治理需要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有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去有效应对.依据社区公共安全系统机制与复杂适应系统模型特征的契合性,提出应巩固开放社区安全协同管理机制服务性、强化开放社区安全过程调适机制动态性、提升开放社区安全评估反馈机制原则性的路径,以此构建过程性和整体化的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基础框架,进而提升城市治理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操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