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的传播规范及价值层次——兼论我国媒体应该向全世界推广和谐价值观

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既要传播主流文化,更要遵循主流文化的传播规范。这种规范主要作用于政治、法律和道德三个传播领域。在我们的社会中,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存在多种层次,既有制度性层次,也有社会性层次,同时还有普世性层次。我国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该大力树立与弘扬和谐价值观,并且应该把推广和谐价值观作为重要的传播理念和国家文化发展的核心战略,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向全世界推广“和谐价值观”,使其逐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和普世价值观,这将是我们国家对世界价值宝库的重大贡献,必将对我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氢弹秘密案的迷思:技术信息传播的思想困局及其意义

美国氢弹秘密案的讨论过程呈现了人类在技术信息传播上的一种矛盾性,一边制造技术秘密,一边又奔走相告;一边为了公众的利益传播技术信息,一边又对这种传播可能带来的伤害充满恐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处于技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的扩张与消解,主体借助氢弹技术信息扩张自己的力量,同时又受到这种力量的威胁,显得渺小而荒谬。要改变这种处境,唯有消解技术理性,克服把人和社会工具化的想法,在人的价值理性层面开拓技术信息传播的空间。     

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以“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是信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积极话语建构是迎接这一挑战的重大哲学转向和创新思路。在积极话语建构的范式下,重新界定危机是什么、从全新视角认识危机、讨论如何化危为机的“危机重构话语”理论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提供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的系统阐释和全新路径。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选取“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验证了“危机重构话语”原则与策略促成该事件化危为机、成就卓越全球传播的关键作用。另外,本文还从案例中提炼出五种面向全球的危机沟通技巧作为该理论的补充,力求在“宏观原则-中观策略-微观技巧”三个层面上为未来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提供整体方案。     

传播文化机制及其规则

传播文化是人与人、人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文化信息交流与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对传播的影响重大,这种影响既来自传播者的文化势能,也来自受传者的文化环境,同时渗透到传播媒介及其过程之中。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与文化的选择、自我保护功能,即维模功能相联系。文化适应与文化竞争是影响传播文化的重要机制之一。传播文化从属于一定的构造和规则,除了明示性和暗示性规则外,还有精致性和限定性规则。文化类型可分为高文脉型与低文脉型。     

巴赫金理论的传播思想史意义

巴赫金理论受到各个学科的关注,近年来也有一些从传播学角度切入的,但多停留在简单的类比和运用上,研究很不充分。实际上,巴赫金理论是传播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资源之一,值得深究,当务之急是从其思想价值入手。19世纪以来,在一种怀疑和断裂的思想氛围中,在人与人的相互隔绝中诞生了传播的问题 :在传播中思考世界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思维习惯,这是现代思想突变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结果之一。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交流和媒介问题,而巴赫金理论就是这宏大的知识背景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面对技术的主宰,对话思想能够丰富我们对传播的全面理解,对于我们思考传播和传播中的世界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     

国际中文教育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国际中文教育处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领域,是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其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对外文化传播意识,提升国际胜任力,对于缓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困境十分必要,同时也可为推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新闻传播领域也实现了改革发展,使新闻传播领域呈现出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在对传统新闻传播模式造成挑战和冲击的同时,为新时代下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从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传播领域概述、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价值以及应用策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数字营销传播背景下的新型社会形态研究

随着数字营销传播的发展,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数字营销传播的载体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让消费和传播变得更加精准,各种各样私人化的定制服务满足了人们个性化的需求.这种新型的营销传播方式让消费者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位置.数字技术在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系统和价值观念.经过数字营销传播的洗礼,社会结构重新部落化,沟通变得更加平等.行业之间开始融合,不同领域的行业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以往的营销传播理念已无法满足当今大变革时代的需求,新型社会形态需要全新的营销传播理论与之相对应.     

传播文化机制及其规则

传播文化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文化信息交流与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对传播的影响重大,它既来自传播者的文化势能,也来自受传者的文化环境,同时渗透到传播媒介及其过程之中。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与文化的选择、自我保护功能即维模功能相联系。文化适应与文化竞争是影响传播文化的重要机制之一。而传播文化从属于一定的构造和规则,其除了明示性和暗示性规则外,还有精致性和限定性规则。     

从传播的局限到自由的传播—人类传播活动发展的历史分析

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人类传播的一般趋势,可以发现,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进步,人类传播活动经历了一个由集中向分散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是人类不断摆脱传播的局限,去实现自由的传播的过程.     

广告传播中的隐性沟通

文章从隐性沟通的概念谈起,比较了隐性沟通与隐含的不同,考察了隐性沟通的优势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最后,文章还探讨了隐性沟通概念的提出对广告传播的意义。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的交流模式解析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于交流技巧的关注愈来愈多。交流的方式及过程直接影响到交流效果的好坏，于是如何使用得当的方式处理交流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意义便成为保障顺利交流的关键。文本试从解析交流过程中信息的产生及走向为出发点，重点探讨改进意义的方式，并最终建构跨文化交际教育中更为科学合理的交流模式。     

论跨文化交往中的非语言交际

文章从非语言交际引起的文化冲突和西方学者关于非语言交际的研究入手 ,阐述了非语言交际在交际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说明人类的交际应包括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 ,其中非语言交际具有极大研究价值     

试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区别和融合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两种主要的传播方式。规模化和小范围、公开性和私密性是这两种传播方式的主要区别。这种区别也构成两对内在矛盾推动着两种传播方式不断融合。     

网络交往实践：交往实践的新形态

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的革命,导致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又引发了交往实践的新形态——网络交往实践。网络交往实践是网络技术和交往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引起了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导致了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和新型的人类生存空间。所以,网络交往实践显现出自己独特的特点,同时,确立了人类文明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