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诗歌新语词运用之考释

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拿来主义"者,为了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世界,黄遵宪在其诗歌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新语词。这些新语词诗歌与同时代诗人所创作的"新诗"单纯采用外来翻译词语和自造隐语而使诗意无从索解不同,是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他创作的律诗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新语词,清晰而不呆板,并未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破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透露出现代诗歌的新气象,但也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黄遵宪以新词入旧诗虽非尽善尽美,但他在这方面开创之功对后来诗界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翔实可征 辨析精当——评介郑海麟著《黄遵宪与近代中国》

<正>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一位杰出的诗人、著名外交家、维新运动启蒙思想家与重要领导者之一,他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然而,相较于海外、港台而言,大陆研究黄遵宪的专著并不多见,因而,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青年学者郑海麟博士所著《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以下简称“郑著”)一书,自然引起学术界同行重视.是为一部颇具价值的学术著作.郑著一共十一章四十三节,三十二万字.从分析黄遵宪家世、家庭、青少年所受教育特别是黄氏早期诗作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始,至黄遵宪的晚年思想及其影响止,纵论黄遵宪一生几个阶段:青年诗人;外交家生涯;回国后的社会政治活动;参与戊戌维新运动;晚年思想及其影响.     

论黄遵宪和他的故乡诗友

黄遵宪在故乡有一群感情笃厚的诗友 ,他们的友谊既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乡梓情怀的基础上 ,又分别有各自的特点。了解黄氏与这些故乡诗友的交谊特点 ,有利于我们认识黄氏的交友之道 ,亦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黄氏及其创作。     

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

本文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和外交公务等方面 ,探讨维新派政治家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的作为与体验 ,并由此揭示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文化对黄氏忧国意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等思想的深刻启迪     

《黄遵宪集》漏收作品

黄遵宪的诗歌,除《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人境庐集外诗辑》等集所收之外,后来陆续有新的发现,钱仲联、杨天石、夏晓虹、赵慎修、陈永正等均做了大量工作。至于黄遵宪的文章,由于从未印行过黄氏文集,散佚情况更为严重,发现新文章的可能性也更大些,除钱仲联所辑《人境庐杂文钞》(《文献》第七辑、第八辑,1981年3月、6月)披露的大量文章外,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发表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八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10月)也是一大收获。此外,罗香林、郑海麟、张伟雄、汪松涛、杨冀岳、刘雨珍等也均有发现。《黄遵宪…     

漫话“新词入旧诗”

本文通过对“新词入旧诗”的客观趋势、历史阻障和现实对策的阐释、剖析与擘画，而将这样一条定律清晰地显示给了当代中华诗词界：若欲“实施精品战略，提高创作质量”，使传统诗词能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新时代、新生活，传递新理念、新情感，就必须谋求诗家语的改革创新，即用现代汉语新词汇取代古代汉语旧词汇。从而激活传统，弘扬国学，让这种古老的诗歌样式能真正走向当代。     

黄遵宪的诗学理论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的诗学理论以“诗外有事 ,诗中有人”为总纲 ,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 ,所历之境 ,所遭之时势入诗 ,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 2 0世纪初年兴起的诗界革命 ,既是对黄遵宪诗学理论的继承光大 ,又是对其诗学理论的深化丰富。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从语言形式角度看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由废名诗论谈起

废名在1930年代指出:旧诗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不是关键;新诗不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才是关键.今天看来,这份见解自有道理,其不足则是将语言形式和内容彻底分开.其实,两者原是一体共生的,旧诗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造成约束;新诗语言形式的非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带来解放,使之趋于无限.这才是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

穆旦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数不尽的折磨与屈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穆旦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于穆旦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找出穆旦给中国新诗提供了哪些新的写法,他诗歌中的持久的艺术魅力又表现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把穆旦研究与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的开拓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确立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     

关于新诗和旧诗的创作问题

新体和旧体只是艺术形式问题 ,一种新的诗体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诗体消亡 ,在一个长时期内仍将并存并荣。“五四”开创的新体诗当前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 ,在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吸取中外艺术精华、创作新时代的诗篇 ,是现代诗发展的方向     

从唐诗英译谈文化语境顺应

英译中国唐诗目的是实现文化交流,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诗化翻译法,做到文化语境顺应。具体来讲,译文语言的选择要顺应原文的意境,再现原文的修辞、风格,准确表达文化词。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朗诵诗"的文体形式及诗学阐释——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诗学反思之二

"朗诵诗"概念在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诞生,既特指作为宣传工具和政治活动形式的抗战诗歌运动,又具体指称专为诗歌朗诵活动而写作的新诗文体,还作为现代诗学文体论形而上认识的诗学概念等,含义多重。重新梳理抗战诗歌朗诵运动史料,阐释有关"朗诵诗"论争中的各种观点,可以观照朱自清"新诗中的新诗"论断的依据及其诗学价值,并明确"朗诵诗"文体形式"诗的语言"建行所体现的诗学本质。     

西周《大武》乐章演变新考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康王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古籍中关于《大武》的表述,以新的视角考论《大武》在西周初的发展演变过程。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创新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位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唯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     

深邃哲理的诗艺表达——20世纪中国哲理诗简论

作为白话新诗的一个分支,20世纪中国哲理诗的诞生、发展、繁荣与新诗是完全同步的。它的诞生,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民主思想影响的结果。一个世纪以来,诗人们的不懈努力使哲理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进步。同五千年的诗史相比,20世纪的白话哲理诗尚未完全成熟,但哲理诗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却是前无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