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之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几种解读

"耶稣之死"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曾经被加以不同的解读,有的是对源文本的复制,有的服从阶级革命的时代目的,其中鲁迅的解读特别富有存在主义的个体体认色彩,这一体认导致对耶稣之死的有意误读,鲁迅的误读是对源文本的更富创造性的解读.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五四中国与鲁迅形象的生成

<正>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复杂性的一个代表,鲁迅的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出路血肉相关。同样,作为一个不断被阐释与塑造的文化符码,"鲁迅形象"是在五四时期被建构和生成的。从20世纪中国的视角来考察"鲁迅形象"的生成、选择、想象、利用及发挥,超越了简单的鲁迅"形象学"的体系,能将"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有机关联,从而呈现百年中国文化思想的转型轨迹。这种研究体现了以"个案研究"来反映     

生命力度与历史理性--由新兴版画的形式意味看鲁迅的文化性格

鲁迅对版画问题的关注和论述集中体现了鲁迅的美术思想,同时也是鲁迅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艺术观不同于"直接"的反映论模式,其深刻性在于从新兴版画特有的形式意味中体味、张扬了人的生命力度,并渗透在文学创作的基调之中,共同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维度.本文拟从反叛因袭、张扬个性,新兴版画形式意味的战斗性,对人的本性的"驯顺"、"奴化"的批判,以及鲁迅不可调和的极端性格四个角度,论述鲁迅艺术观念中体现出生命力度与历史理性的文化性格.     

对鲁迅跨文化与跨世纪的独到审视——评高旭东《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

正高旭东《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一书,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鲁迅。全书将鲁迅置身于东西文化碰撞的漩涡中加以剖析,研究了鲁迅的中西文化观及其选择,在文化深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承担,以及由此造就的新的文化传统。首先,第一编"鲁迅: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漩涡中",以"漩涡"一词点出"鲁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鲁迅所呈现出的复杂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反映,其思想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一直是鲁迅研究的难题。以跨文化的眼光审视鲁迅的     

鲁迅“立人”教育观及其思想渊源

鲁迅的教育思想谱系中,"立人"是核心的内容。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大背景下,鲁迅以"人"的自身建构为主题,力图唤醒个人意识,解决长期在封建制度压制下的国民性格问题,是十分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的教育思想。鲁迅的"立人"教育观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启蒙新潮和西方文化资源中的合理成分,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重返民族文化的元典——鲁迅与《尚书》

《尚书》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深受古典文学浸润的鲁迅与《尚书》存在着难以割裂的或直接或隐晦的联系。首先,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对《尚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知识性的介绍;其次,鲁迅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作为"六经"之一的儒家经典《尚书》自然被鲁迅信手拈来地用于多处作品之中;第三,《尚书》作为一部文化元典性著作,其中也包含了朴素的文艺观,它所提出的"诗言志"一说,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鲁迅对该文艺观也是充分肯定的。     

论支克坚先生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

支克坚先生的鲁迅研究,是在中国绝大多数研究者企图运用"新理论"与"新方法"打造"惊世骇俗"宏论与独创"一家之言"进而谋取鲁迅研究新进展的时候,能够始终坚持一种特立独行的艰难还原研究与独异思潮研究,从鲁迅文本出发,执着于历史的与现实的标准,锲而不舍地在中国现代各种文化思潮的比较中尽力写出一个真实的鲁迅,既不赶学术潮流又不用时髦理论,从实证角度艰难地还原由于各种原因而被不同程度歪曲了的鲁迅.支克坚是一位既在过去的政治革命话语里又在当下的后现代语境中艰难剥离文化元素的具有特别研究思路与事实雄辩能力以及坚持自己眼光的学者,他真正继承了鲁迅独行特立的精神,其研究在中国鲁研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是少有雷同的独异思路与别样眼光.     

"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鲁迅

"全球化"文化语境中,鲁迅大致遭到以下几种文化思潮的消解颠覆其一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其二是后殖民文化思潮,其三是全球华人区域中兴起的以"新儒学"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但鲁迅终究是无法被解构的,其原因一是鲁迅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性文学经典";二是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作家,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一种独异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资源主体",永远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直面人生的个性化写作——论鲁迅对师陀创作的影响

师陀在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特征明显时登上文坛,没有归附任何文学流派.然而,他游走于左翼和京派边缘的创作姿态背后,深藏着对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和由此而来的对文学创作独立性的坚守.师陀重继鲁迅启蒙一途,并承继了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直面、反省、批判国民精神的弱点,特别是暴露被虚幻面纱所掩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象,延续并深化着鲁迅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力求触及文化的深层缺陷,大胆而尖锐地呈现出独到的见解.     

诠释与歧变: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东来,通过画像、中文著作等方式构建、传播耶稣形象。在《进呈书像》等重要著作中,传教士有意突出耶稣的神人二性,试图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基督论传播给中国受众。但由于传教士所构建的耶稣形象本身存在张力,导致反教者对耶稣形象产生误解、曲解。传教士构建耶稣形象时所出现的"断裂",是导致世人理解耶稣形象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之过程,可视为西方知识或文化在近代中国嬗变的典型案例。     

鲁迅对晚清学术思想的承传与超越

鲁迅创作与晚清学术思想存在某种承传关系。"在古书里摸索",以至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从而发现了礼教"吃人"的本质,这是鲁迅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得益于他对"西学"的认识,通过接受"西学"的科学观念和方法,鲁迅最终走出清代学术的理路而进入了新的文化境地。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来自生命深处的呐喊——论《狂人日记》的生命意识

鲁迅《狂人日记》提出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思想命题。这种思想命题既是时代理性精神的反映,也是鲁迅个人化生命经验、文化感知的具象化。鲁迅少年时代在家庭变故中惨痛的经历,形成了"吃人情结"。这是"吃人"命题个人情绪根源。同时,这种"吃人"思想命题也是对人类存在悲剧的揭示。"吃人"与"异化"是一致的,是人的必然性悲剧。但是,鲁迅并没有屈服这种必然性,而是以一种反抗的姿态获得了自由。鲁迅的伟大在于从中国文化现实,切入了世界性的文化难题。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天下》与鲁迅的"天下"传播

<天下>是一份英文文化期刊,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先后在上海与香港编辑出版,在公正性与国际性的原则下"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所以<天下>虽具有官方的资金支持与人事背景,但还是从宣传中国现代文学的角度向西方大力译介宣传鲁迅.<天下>对鲁迅的译介与责任编辑姚莘农有极大关系.鲁迅逝世后,姚莘农第一时间在<天下>刊发<鲁迅:他的生平与著作>强调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利用"书评"栏配合宣传斯诺<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还接连在<天下>刊发鲁迅作品的英译文,向西方世界展示鲁迅的文学成就,从而充分利用了<天下>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构起的国际文化空间,扩大了鲁迅在西方的影响.     

论鲁迅的“自我文化对峙”:走出“传统-现代”的文化迷局

鲁迅并非一个具有"内在统一"的文化主体。鲁迅身上同时存在"传统文化自我"和"现代文化自我",前者主要体现在家庭私人生活中,后者主要体现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鲁迅的两个文化自我之间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对峙局面,终其一生都未能缓解。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所导致的,此外,也有鲁迅个人的原因:鲁迅本人未能在理论上完整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构成逻辑,未能认识到现代文化其实与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的人性基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共同点是根本性的,其不同点只是方法上的。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导致其本人未能在文化层面实现"自洽",也导致他提出了不少偏激的文化主张。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过,他在文化方面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反过来侵蚀了他的文学魅力。对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所造成的各种文化问题,促使我们以理性的"改良"态度取代感性的"革命"态度,稳妥地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牺牲与救赎:从《伤逝》《奔月》看鲁迅的自我拯救

鲁迅小说《伤逝》里的男主人公抛弃爱人的设计源于鲁迅在"牺牲论"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之间的挣扎;《奔月》里的男主人公被爱人抛弃的设计源于鲁迅在新的生活道路面前的茫然失措。两篇小说从"抛弃"到"被抛弃"的文本设计,寓含着鲁迅"抉心自食"的自我救赎。在许广平真挚爱情的感召下,鲁迅经历了心灵的炼狱,终于走出"牺牲论"而决意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从而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拯救。从《伤逝》到《奔月》,鲁迅完成了从个性解放的提倡者到亲身实践者的角色转换。     

近代文化视域中的鲁迅思想解读

鲁迅思想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的近代文化和思想背景,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在近代文化背景中考察,而往往是置于"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明显形成了理解鲁迅的文化误区,这是造成误读鲁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今天的读者难以读懂他的作品的主要因素,即使鲁迅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也经常因为对鲁迅的误读而产生了对其思想的不理解.所有这些因素,增加了鲁迅本人的"孤独感"和"寂寞心态".我们要想真正解读鲁迅,就须把他的思想置于近代文化视野中去透视.而其在新文化启蒙背景中的文学作品又恰恰是对他早年留日时期形成的近代"忧患"理念的形象诠释.     

试论鲁迅形象的接受

鲁迅形象的传播与塑造,即鲁迅形象的接受,是鲁迅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鲁迅形象一直在被塑造着,不同接受者心中有不同的鲁迅形象,这与真实的鲁迅相关又不完全相关。鲁迅形象的塑造与接受也与时代变迁有密切联系,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着鲁迅形象塑造的方式和效能,不同的时代背景,鲁迅形象的传播和接受呈现不同的样貌。总的看来,鲁迅形象的接受有两个基本的走向,即"神化鲁迅"和"人化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