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探析

近年来,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愈发突出。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婚恋信息渠道缺乏,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男性农民工择偶和在城市安家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因为相关生殖健康知识教育和培训的缺失,加之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不足,新生代农民工不安全的性行为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不稳定,并引发一系列的生殖健康风险。因此,建立公益性婚恋信息交流平台,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范围;将未婚青年纳入计生服务管理体系,把生殖健康服务拓展到未婚流动人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培训,并增加关于生殖健康、避孕方法的知识教育,对于解决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和生殖健康问题,促进社会融合、进步乃至顺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到现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及困境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婚恋观和婚恋行为现代化特征增强,主要表现为追求婚恋自由、婚恋自主,婚恋理性化和时尚化程度提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着一些婚恋困境,困境的消除需要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政府、社会三方面入手。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四类,调查显示: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两种非农化意愿居于主导地位。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动意愿受不同因素制约,居于主导地位的流动意愿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发展农村与农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选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与非经济需要,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驱动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了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河北省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激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是实现乡村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人特征、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创业融资环境以及创业教育培训六个维度,深入挖掘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政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问题研究

超过半数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自主创业的想法,与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不同,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里进行创业,他们创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实现自身价值、达到身心自由,这也是他们创业的主要动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面临很多困难,在当前重视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应该制定一些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创业的优惠政策,促进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尽快完成市民化过程。     

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比较研究

作为城市移民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是关系城市发展的重要群体。本文使用"上海市新白领"调查数据和"长三角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从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住房、教育等方面对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发现:高学历对新白领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本地人交往的程度越深,留城意愿越强烈;对新白领而言,本地化身份认同感越强,留城意愿越大。住房(购房状况、购房意愿、购房可能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拥有住房、打算在本地购房、购房可能性越高的新白领、新生代农民工,其留城意愿越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特征,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能力更为完备。农村存量资产转移和资产建设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和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农村资产。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资产代际转移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是以农村资产流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只要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允许和促进农民工土地、林地林木、宅基地、房屋等资产流转,扩大流转范围,规范支持资产流转,自然而然地就会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及其政策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选择重庆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四个维度来分析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表明,新时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关键是要把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作为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为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与创新工会工作思考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研究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对于帮助年轻一代健康成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身份、地位、文化、发展的心理诉求,面临着市民化难、返乡创业难、权益保障难、寻求职业发展机会难等生存困境。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此情况下,工会作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应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诉求,创新工会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内部分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力量。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对农村生活的疏远,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现阶段因为体制性障碍、个体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发展,实现其在城市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需求转变,才能为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推动城市化的快速稳定发展、促进流入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优化、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非经济需求、降低相对剥夺感、提高公平感等积极效应。同时,也存在诸如实现难度大、不能实现将加重"半城市化"问题、加大城市承载力负担、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并影响农村发展等消极效应。农村与城市并重、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改革权益分配制度等有利于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积极效应并弱化其消极效应,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推拉因素分析

通过借用“推拉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城乡流动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面临着制度障碍和能力弱势的双重叠加。因此,应加快制度改革,加强职业教育,以实现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意愿和能力的自由流动,从而完成新生代农民工从职业到身份、从流动到稳定的平稳过渡。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文化归因还是理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固守现象的考察

传统户籍制度导致了"堕距城镇化",亦对人口有序流动造成了阻隔。在此背景下,户籍新政策的出台旨在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然而,与户籍政策改革的预期不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中小城市。在目前的城乡户籍层级结构下,就业流向与落户导向相悖的现实以及基于职业特征的理性考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固守农村户籍,农耕文明形成的归属依赖、熟人社会形成的传统支持诉求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固守农村户籍的行为,城市与农村推拉综合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无转换户籍意愿。应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非制度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子集和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直接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既面临宏观层面的群体边缘化困境,又面临微观层面的诸多现实问题。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就业环境的改善,应当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展开。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受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三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五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理解、尊重、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