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水利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开始了对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水利建设,制定战时水利建设方针以统一水政、加强农村水利工程贷款、颁布近代意义上第一部《水利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等.重庆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开展,新增灌溉工程数量和灌溉面积都比战前有了飞跃.水利发电成绩显著,仅长寿桃花溪及龙溪河水电站即占四川全省容量的一半以上.面对剧增的城市人口,重庆积极进行饮水工程的扩建,并在大轰炸下努力保证输水管线的畅通.为巩固大后方,长江干支流得到了整治,从而建立起以重庆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络.水利建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使重庆从战前地区中心城市跻身国际化都市行列.     

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讨汪运动

大后方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共分为汪精卫叛国与反汪浪潮的兴起、汪逆投降活动的加剧与反汪斗争的发展以及汪伪政权的建立与反投降斗争的最高峰等三个阶段,研究这一段历史,对深化抗日战争研究和批判今天阻挠祖国统一的分裂行为,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

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营工业兴衰及其与政府关系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大量民营工业迁入大后方,内迁企业通过改造、合作、出租出售、扩建及新办民营工业等方式,大后方民营工业获得了一个嵌入式发展的良机。但1942年后民营工业陷入衰退,究其原因,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从民营工业的贷款情况、税收负担以及政府对民营工业的统制三个维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战时大后方民营工业嵌入式发展的成败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西南大后方的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其变迁缘由包括战争、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家庭、谋生、求学、国际迁移等等，其中战争是中国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最根本原因，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等原因也不可忽视。     

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残酷迫害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难童,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民间救济团体在大后方建立教养保育院收容难童.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

抗战时期,文协发起的活动中,有保障作家生活、作家权益的运动,也有救助贫病作家的运动。运动得到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可是文协内部内藏着难以调整的矛盾,以至成果好像不很理想。政府方面开始给《抗战文艺》以稿费援助。可是,保障公民权方面没有什么前进,相反,言论统制越来越强了。1944年下半年,文协又发起了救助贫病作家运动,取得较好效果。     

卞之琳诗歌艺术浅论

卞之琳在现代诗歌史上,被定位于某种流派诗歌技巧的象征。其诗歌创作规格一般不大,具有自觉的技巧意识和大胆的“雕虫”精神,在外在节奏、诗体形式、语言雕琢、诗句联络、诗美智性化等方面均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为诗坛提供了独具特色、朦胧复杂、谨严耐读的审美文本,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抗战大后方歌谣的主题倾诉及其效应

抗战大后方歌谣是战时后方民众革命心声和思想情感的概括和反映,也是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历史的记载和写照,真切地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观念、国家意志的认同、内化与自觉践行的心路历程与实践轨迹;正是承载这种记录和反映的歌谣,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后方乃至全中国民众的民族觉醒与抗战意志,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的演进及其影响

作为传播戏剧的重要载体之一,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期刊见证了抗战戏剧创作、戏剧理论批评、抗战戏剧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在分布时段、编辑、作者、刊物的审美取向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演进特点。可以说,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是同期全国戏剧发展演变最为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景观及其效应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救亡艺术家由沦陷区撤到西南大后方,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活动中心之一,出现了文人荟萃、艺术繁荣、作品丰硕、出版兴盛、艺术活动频繁的繁盛景观。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促成了桂林＂文化城＂的美誉。     

抗日战争时期旧体诗词之“气”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旧体诗词具有十分明显的＂气盛言宜＂的特点。细究此期作品,大致可以把＂气＂分为三类,即不平则鸣、怒发冲冠的豪壮之气;感荡心灵、情景互动的愁怨之气;陈诗展义,低回隐忍的幽咽之气。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宣传教育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党通过国民教育、社会教育、革命文艺、标语口号、办报等方式,成功地把执政理念和先进的文化根植于这片土壤。这对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如下启示：要把握好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一主渠道,创新和丰富宣传教育载体。     

抗战时期徐悲鸿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足迹踏遍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诸国。经过八年抗战血与火的历练,他完成了他艺术思想的历史性嬗变从着眼历史到立足现实的创作实践,从而赋予他艺术具有革命时代意义的活力,以及给中国美术界人物画带来本质的变化。在抗日救亡的大时代和社会大动荡中,徐悲鸿通过艺术活动及艺术创作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支持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抗战美术活动。     

书法艺术与诗歌意境的关系

中国艺术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和谐为宗旨的中国哲学,渗透到艺术创作的精神领域。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书法和诗歌,体现出传统哲学生命理念中强调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的精髓,两者在含蓄蕴藉的审美旨趣上相互融通,书法作品给诗歌意境的阐发和拓展开辟了无尽空间,诗歌意境对于书法创作进行了诠释和解读;同时,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又大有异趣。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于书法和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浪漫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及其艺术底蕴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离不开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的推动。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有力地促导了浪漫主义中国化：诗歌中主人公的主体精神以“圣贤”遮蔽着“天才”;在“人神”关系上,以“人神恋爱”的结构模式取代了西方的“人神同性”;在艺术意蕴上,“心境”释放时的激情淹没了“人性”的理性思考。因此,这种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神思”是非本体性的,从根本上讲这由民族根性——“神与物游”中之“游”即契合、顺应精神所决定。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