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英译文中焦大形象的重塑

杨宪益夫妇英译《红楼梦》的出版是《红楼梦》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译文完美地再现了原文,将原著中的几百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移植到译语文化中。杨宪益夫妇在重塑焦大这一小角色时,把握了人物性格特点,将描写语言和人物语言都译得准确传神,译文中的焦大形象也如原著一样生动,鲜明,充满灵气。     

《左传》称名略说

春秋时期,《左传》还没有被作为书名,因为该书是解释《春秋》的,故仅沿用鲁史《春秋》的名字;西汉时,为与孔子修订的《春秋》相区别,人们称之为《左氏春秋》;到东汉,由于经今古文之争,出现了《春秋左氏传》的名字,人们简称其为《左氏传》、《左氏》、《左传》等。此后,《左传》因为作为书名简洁明了而被普遍接受。     

搜罗广泛,分析深刻——《毛泽东与佛教》评介

<正>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兴国的新著——《毛泽东与佛教》一书,最近已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初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科研课题。毛泽东是伟大的马     

列宁的另一本“哲学笔记”

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列宁还有一本“哲学笔记”许多人却不了解,这就是他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书所作的笔记。 1913年9月,四卷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在德国出版。书中共收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之间的信1,836件。列宁在该书出版后的两三个月内就把它读完了,并在阅读时作了许多笔记。1959年苏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提要》的书名,将这些笔记出版。近年已有中译本印行。     

《经法》等佚书是田骈的遗著

1973年底至1974年初,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其中《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等四种古佚书。1976年,文物出版社将这四种佚书单行出版。《出版说明》指出:“这四种佚书,本来各有名称,即是《经法》、《十大经》、《称》和《道原》。因《经法》是其中的第一种,内容也比较重要,所以这次出版,就以它作为本书的书名。” 关于《经法》等佚书的书名问题,学者们作了有益的考证。高亨、董治安两位同志认为,第二种佚书《十大经》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里的《黄帝君臣》十篇;唐兰同志认为,这四种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里的《黄帝四经》四     

时代的礼赞 人民的颂歌——《布赫诗集》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色

继《布赫诗文集》和《诗海纪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布赫同志的又一部诗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布赫诗集》展现在读者面前.这部诗集,收入诗人1983年至1991年创作的三百余首诗词,分为《塞上行》、《九州行》和《域外行》三辑.这些诗作,如同时代鼓号交响奏鸣,令人精神振奋;犹似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使人心旷神怡.是对时代的礼赞,是对人民的颂歌.     

敬告作者

《河北学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99年1月颁发的关于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的通知精神,本刊敬请作者来稿时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1.列于文末的“参考文献”是特指文章中的引文而言,凡在撰文过程中参阅的文献,不再—一列出。文中引文的序号（卜标）与参考文献的序号须对应,用数字加方括号“日”标示。同一文献如出现多次,则用同一数字标示。参考文献的写法主要有三种:如系著作,须标明作者,书名,页码,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如系期刊,须标明作者,题名…     

“我以著述献中华”——深切怀念恩师郑鹤声教授

<正> 郑鹤声先生与世长辞了.但他的丰硕的著述,将与世长存.郑先生是一位早有成就的学者.早在学生时代,上海中华书局于1924年就出版了他的《汉隋间之史学》.1928年,即他27岁之时,商务印书馆就为他专门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他撰著的《中国史学史》、《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亚洲诸国史汇目》、《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袁枢年谱》等著作.     

研究当代中国必须研究毛泽东——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有感

近日,读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君如同志的新作《毛泽东与当代中国》,颇为欣喜。就该书名而言,说明了这样一个艰深的课题,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求索精神,是难以完成的。然而,李君如同志作为一名理论研究战士,凭借着自己的责任感和事业     

知识论研究的新进展——读《知识辩护论》

<正> 1988年冬,我作为邢新力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应邀出席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答辩会,读了邢新力同志的博士论文《知识辩护:困境与选择》,听了他的论文答辩。这篇论文获得与会者的好评,顺利通过。此文后经作者修改,现以《知识辩护论》为书名出版。我为邢新力同志的科研成果出版问世,感到十分高兴。     

评卡尔·波普尔关于归纳问题的观点

波普尔关于科学哲学、认识论问题的奠基性的著作是《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本书最初以德文在1934年秋在维也纳出版。原来的书名是:《研究的逻辑》。1959年译作英文出版。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考察》中,波普尔提出了他认为是“几乎所有其他认识论问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即将出版

李永昌新著《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十八章,计26万言,大32开本软第装,由著名历史学家黎澎题写书名.《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和研究华工旅俄历史的论著,作者运用大量中苏档案(多为首次公布)、书刊资料,向读者介绍了数十万中国     

《思辨随笔》序

《思辨随笔》序王元化五年前刊行的《思辨短简》是本书的初版本。这个本子收入短文１５３篇，共１５万字。出版不久，即告售馨，一直没有重印。两年前香港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港版本，书名改为《思辨发微》。今年台湾又以港版本为底本，出版了台湾版本。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     

江西社科研究的又一精品面世

以《天光云影》为书名的周銮书文集史学卷、江西卷(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和以《兵略·兵制兵争》为书名的军事卷，于不久前面世。周銮书是我省著名的资深学者，他的文章水平之高，文词之美，是国内学术界公认的……     

传统哲学教科书思维框架的突破

从１９９５年以来，俞吾金教授已出版了四本论文集。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两本书：一本是《俞吾金集》，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１９９５年出版；另一本也叫《俞吾金集》，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出版。这两本书虽然书名相同，也都是论文集，但内容却是不同的。如果说，前一本文集收录的是俞吾金教授从８０年代初到１９９４年间发表的部分论文的话，那么，后一本文集收录的，则是他从１９９５年以来发表的主要哲学论文。我们曾请教过俞教授，为什么两本不同的书用了同样的书名。他解释道，因为这两本书都从属于不同…     

《红楼梦》五个书名之谜

《红楼梦》是用谜语形式写成的小说,从人物到细节,从诗词赋到饮食器皿,几乎无处不谜.五个书名亦不例外.这五个书名并非经多人之手或删改五次留下的印记,更不是作者命名和亲友题名的结果,而是作者为显示作品的题材及总体构思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但是,只有将它们与作品内容相互参照和启发,从而悟出了作品的题材及创作主旨后,这五个书名的丰富内含才会披露出来.所以解开书名之谜必须结合作品的题材及创作主旨来进行.     

一部点校水平颇令人失望的古籍——简评《廖燕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斥资出版《廖燕全集》,对廖燕生平及其思想的推介和研究,本乃学术界一大幸事,功德不浅.但遗憾的是,该书也存在不少问题:书名称呼不规范,点校中出现的问题屡见不鲜.     

投稿指南(二)

《河北学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和“中国期刊网”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1999年 1月颁发的关于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试行 )》的通知精神 ,本刊敬请作者来稿时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1 列于文末的“参考文献”是特指文章中的引文而言 ,凡在撰文过程中参阅的文献 ,不再一一列出。文中引文的序号 (上标 )与参考文献的序号须对应 ,用数字加方括号“[]”标示。同一文献如出现多次 ,则用同一数字标示。参考文献的写法主要有三种 :如系著作 ,须标明作者 ,书名 ,页码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份 ;如系期…     

评周锦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

台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锦,对中国现代文学喜爱和执著的热情毅力,确实令人钦佩。他在继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朱自清作品评述》、《朱自清研究》、《〈围城〉研究》、《论〈呼兰河传〉》等论著后,又完成了一部工程浩大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继而又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乡土语汇大辞典》,还计划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术语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笔名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于1986年9月由台湾智燕出版社印行,而由美国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葛浩文作序并协助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收集了自1919年至1949年全国的、1950年至1985年台湾的文学作品共7895册。其     

麦都思与圣经《新遗诏书》译本

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圣经译本《新遗诏书》,不能看作是对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简单修订,而应被视为是对新约的重译,此译本从核心词汇到翻译理念都截然不同于马礼逊译本。这一译本经郭实腊多次修订、出版,并更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最初几版修订本只是对《新遗诏书》作了细枝末节、可以忽略的修订。1853年,郭实腊的1840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修订、刊印,书名易为《新遗诏圣书》。麦都思主译的"委办本"《圣经》是优于《新遗诏书》的又一译本,这两种译本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麦都思前后期合作译经的中方译者所享有的翻译自由度不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