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监狱史》评述

由薛梅卿教授、从金鹏同志主编的《天津监狱史》,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专门就一所时间跨度近600年的监狱编史修志,篇幅近30万字,据我了解,这在全国监狱系统还是第一部,而且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专著。就监狱工作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4000余年监狱历史的文明古国。研究、总结中国监狱工作历史,对于“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语),对于“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毛泽东语),具有十     

问题与方法: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研究

中国学的创立者美国远东学会产生于美国东方学会,而后者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大本营.尽管都是对华研究,但汉学和中国学的性质完全不同.两个学术团体、两种学术研究在后来者的发端期必会爆发激烈的冲突.以美国东方学会和远东学会为切入点,对美国中国学发端史进行研究,既包括了对初期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又涵盖了对美国汉学的深入梳理,同时也能体现美国对华研究的世界意义.     

略论词学尊体史

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算词体的历史．唐及北宋尚无尊体的意识,迨至南宋,词人学者已有了尊体的萌芽;宋元之际,诗人们才有意识地推尊调体,出现了代表人物张炎和权威著作《词源人》。人以香弱、媚艳为词作之本性,创作成就不大．但明代把诗与词接在同一源头上,在词体推尊上又远过前人。明人文学以情为衡器,为调体的样式落实了地位．清代词学,等体达到空前高度．清代词人二千余位,超过宋代;词学在清代已作为一种严肃的学问;清人传承诗词同源说,对“诗象”之说批驳甚力．     

道、学、术:道教史研究的新视角

术、学和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是道家演变和道教产生、发展的内在实质和动力,其中,术与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重要。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据此可以解决道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道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道教史的分期等问题,并可以借此整合道教思想的外史和内史的研究。     

洪诚先生对于汉语史语料学的贡献

著名语言学家洪诚先生曾多次论及对一些重要语料的看法及把握语料的方法,其中最著者有：阐明《商书》的语料价值;分别对待后出史书中的不同语料;实事求是地分析所谓伪书;科学地运用文例原则、相互联系原则、发展趋势原则,等等。洪先生对于汉语史语料问题的真知灼见,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不但其语料鉴定分析成果对汉语史研究工作本身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其语料鉴定分析方法对于汉语史语料学的建设也作出了“导夫先路”的贡献     

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谈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

长期以来,在神话研究领域,大家秉承的乃是"图像证史"的观念与方法。然而,图像绝不仅仅是旁证,它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或者是神话时代最直接的史料。图像乃是可以和文献并行甚至高于文献的一个神话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运用着不同于文字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主题内容、表现手段、象征方法和叙事原则。因此,仅仅是"图像证史"还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起"图像即史"的观念,将图像视为神话最重要的载体。如果一直将图像作为文献的附庸,神话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重评历史:孙达人的农民史与农民学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孙达人先生多年来关于农民史研究的心得与体会 ,他对中国农民史的看法主要就是以中国古代历史为主轴 ,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农业文明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衰落的明清的事实。他的灵感来自于长期以来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汉、唐之农业文明的研究。在中国农民史的研究史上 ,第一次提出了“落后转先进、先进变落后”的演变规律。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步伐决不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他根据马克思所说 ,认为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就是“结果破坏原因”。他对中国农民史的看法是独特的 ,也值得后人在他的基础上继续搞好中国农民史的研究。     

明清时期天津庙学修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庙学具有文教道统的象征意义,但由于地方社会民风不同,其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也存在差异。通过对天津方志的梳理,发现修缮能促进庙学的象征意义在当地的融入和展现。天津庙学的修缮模式主要为两种：一是以官员捐俸倡修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有助于庙学象征意义的凸显和融入。二是以官绅商合力修缮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暗含着该意义被不同群体分享和利用,并形成广泛认同。同时,在天津,庙学修缮与天津文脉振兴和盐商文化身份的认同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具体表现。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学者,本文旨在全面整理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的学术成果,主要从五方面加以阐述：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二、“学以域分”学术命题的提出;三、整理与研究扬州学派的学术群;四、清学的“得”与“失”;五、关于清代诸学者及学派的评价,厘清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学术渊源、学术影响。     

近代天津博物馆

本馆创办于2002年9月,侧重对“近代中国看天津”史料的研究与陈列,旨在宣传天津作为“近代历史文化名城”之国际形象,并力求把天津“万国建筑博览会”、“小洋楼”遗存及其人文史料整合开发为旅游资源……     

思想文化史研究本土化刍议

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要求立足于中国本土 ,坚持中国本位 ,借鉴西方经验 ,探寻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 ,建构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史解释系统 ,确立中国本土学术研究在国际汉学界的学术中心地位。     

论哲学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

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历史感和现实感构成了思想发展的内驱力与生命力。历史感是思想演进的内在过程与历史前进必然规律的一致性,思想的行进要融入深幽的历史中;现实感则指哲学研究当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归宿,使哲学承担起改造现实的固有使命。达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是研究者所要追求的更高目标。     

新疆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古代应称部族)聚居杂处、共存发展的地区.在新疆历史上,不仅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活动比较频繁,而且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上的相互吸收、融合也都在不停地进行着,并且具有显著的地区特色.一部新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一部新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史.因此,新疆民族史的研究,一直是新疆史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回顾并展望新疆民族史研究工作,很有意义.     

归纳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探讨归纳问题不仅对于确立归纳逻辑的逻辑学地位意义重大,而且该问题的解决还直接关乎归纳逻辑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以及归纳逻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归纳问题的研究角度不一,内容各有侧重.同时,对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现状及趋势的不同看法也为解决归纳问题提供了更为恰当的思路.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刍议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是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这方面的研究受到我国史学工作者的广泛重视,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研究还嫌薄弱,例如,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新中国成立近60年了,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学术专著问世。20世纪末以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研究非常之多。对我们来说,这些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回答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了什么。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要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其研究内容包括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生和发展,主要理论成就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某些规律性的内容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关键。     

陈垣对伊斯兰教史研究的贡献——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

本文首先介绍了陈垣先生“稿凡五易,时阅四年”而研究、整理出的近现代回回历法的辉煌成果——《中西回史日历》,继而探讨了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对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所作的贡献。     

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形成了世纪初年产生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和20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各自的路径上 ,中国近代史研究得到初步发展。新中国建立后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体系在大陆全面确立并发展壮大 ,但在前进中也曾经历了曲折。改革开放20年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时期 ,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成就辉煌 ,有目共睹。同时 ,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偏向和不足之处 ,有待进一步研究。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可以简化为弄清事实和提炼理论,而在研究路径上一般分为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为达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首先,必须挖掘和使用新史料,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理论、观点、方法的创新。其次,在于拓宽研究视野,从大时空角度出发考察国际关系的大观念和大问题,从而去发现国际关系史的规律、机理和范式。最后,要把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实现历史学家与理论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