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观与中国20世纪的文学论争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性不断改变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认识自己的历史.作为以人为本的文学,正是以形象来反映记载人类不断改变与不断认识的历史,在文学史的记载中蕴涵着人性思想的发展变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从最初的开放到走向封闭、到回归开放的轨迹相似,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性的呼唤与认识也几乎呈现出一种"U"形轨迹.     

英语和历史在中学课堂教学中双向渗透的研究

在人们的知识学习和积累过程中,很多人都不会将英语和历史相结合来学习、分析和理解,更多的人都认为两者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本文结合其教学实践将两者更多溶入到日常课堂教学当中,做到"英语在历史中成长,历史使英语更加丰富"。     

浅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福山就宣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的“历史终结论”自提出起就受到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不断的挑战,而福山也在这些批判和挑战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二十余年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逐步退去华丽的哲学外衣,而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构建。在历史哲学上的让步、在政治科学上的改变与坚持以及对现阶段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共同构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从传统同盟到战略合作（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初）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逐步加深,国家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传统同盟的历史局限性更加显现。新形势的发展促使欧洲和亚太国家进行了战略合作的有益尝试。从传统同盟到战略合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论信仰从盲目到多元的延异

没有一成不变的信仰。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认识状态、心理依赖和精神寄托,也是一个历史和实践过程。在人类社会中,从最初的原始信仰产生之日起,迄今至少经历了从盲目到自觉和多元化三个合规律的发展阶段。当下对信仰的怀疑和否定,当然不意味着信仰将从此走出人类舞台,让完全裸露的真理和直观来引领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命运。它只意味着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信仰内容更加多元和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     

高等教育职业化:教育信念的胜利

信息革命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使工作从植根于工业生产转换到与知识和信息息息相关,这种教育信念促使美国的高等教育急剧地扩大招生数量和更加强调职业目标,逐渐地向职业化的过程发展。而文章则主要从七个角度来叙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职业化过程。     

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技术因素、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技术虽然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诸多环节,但是它并未改变其资本主义的本质。数字技术只是使数字资本主义用一种更隐蔽、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方式来满足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同时,社会实践已经证明技术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逻辑,反而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形式却更加强化了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化”因素。     

历史演化及其动因解释刍论——徐兆仁教授访谈录

当今的历史研究，在继续加强考证、编纂的同时，更应该努力做好对历史的解释。将大战略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将关注点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以及各自决策水准的高下，因此能够更加深入地解析那些促成历史发展演化的动力因素，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解释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兆仁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中国古典韬略思想和西方大战略理论的研究，著述颇丰。近期，他推出了《大战略决定命运：清代兴盛衰亡历史解释》一书。此书酝酿多年，会通中西古今，首次运用大战略理论来解释从晚明到清末的历史演化，得出很多新见，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表现与防范措施研究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我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几经沉寂,但并未偃旗息鼓,反而隐秘地成长,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为躲避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借助网络媒体的发展衍生出“软性”形态,不再直白、露骨地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而是侧重采取迂回、碎片化的方式进行传播,更具有迷惑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具体表现为：出场方式更加隐蔽复杂、传播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话语叙事更加柔和委婉,以此来掩盖自身的虚假本质。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唯物史观来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误,捍卫真理;在“四史”学习中增强历史自信,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在净化网络空间中铲除历史虚无主义快速传播发酵的社会空间。     

如何理解作为一种观念论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德国观念论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理路。后者从康德到黑格尔始终坚持着建构主义理论倾向,即我们只能认识自身建构的世界。在观念论的传统中,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是建构主义。黑格尔用概念来构建和理解历史,马克思借助费希特富有主动性的主体来构建资本主义世界,从而使主体能够认识和改变这个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是一个观念论者。因此,恩格斯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09-2011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继续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女性、宗教、法律与习俗、社会阶层与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关注了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等以前较少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了“身份建构”等新的解释模式.这些研究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交叉视角”及新史学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但仍存在着研究论题的“碎片化”、解释理论薄弱等缺陷.未来的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其他学科,增加新的问题意识,建构本土化的解释模式.     

试析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活动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1921年到2011年的90年里,中国政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历史变迁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政治历史的舞台,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活动也在这样的转变中经历了变化和调整。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活动"为何必要、如何可能、怎样运行"的分析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活动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进行逻辑分析的重要方面。这样的研究,意在探索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走向。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心理史学方法与唯物史观关系探讨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传统上认为,心理史学方法作为一种＂唯心＂的研究模式,与作为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本文通过梳理心理史学方法学理发展过程,并从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物质实践活动＂入手,探讨心理史学方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唯物史观需要用心理史学方法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心理史学方法需借助唯物史观来解决自身的缺陷。二者相互结合,可以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