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锁国体制下的“窗口”及其作用

德川幕府时代基本上可称为锁国时代，在此期间，幕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不时根据时势的变化做些调整。在锁国政策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原因，荷兰和中国“有幸”成为日本面向西方和东方的两个“窗口”。两个“窗口”的存在对日本产生了积极影响，兰学作为有日本特色的启蒙运动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窗口”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锁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中日两国锁国体制的不同是造成近代两国不同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锁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孕育

锁国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锁国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代,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的举措。其实不然。日本力主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就孕育在这一时期。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在日本建立了霸业。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了幕府。彻底消灭了异己力量之后,在全国建立了绝对的封建统治。     

日本江户幕府初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初期是幕藩体制的确立时期,幕府在完备统治全国的体制的同时,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秩序。幕府首先通过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由此掌握了贸易独占权,之后又通过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善交通运输机构这一系列政策,为幕藩制下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7世纪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市场、由幕府支配全国商品流通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     

幕末日本的西洋认识——开国论者的视角

幕末日本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锁国论与开国论的纠葛，并与尊王思想相结合，先后形成尊王攘夷论和倒幕开国论。开国论者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优势，主张将它作为有用的“长技”加以吸收利用。这种主张其实是为了“以彼制彼”所倡导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大攘夷”策略。     

近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管窥

古代日本曾学习和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近代以来,它又吸收西方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得以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并非“全盘西化”,而大体能够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予以吸收,而且仍注意继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两者协调、融合、并行不悖。一回顾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的德川时代(亦称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虽然长期推行“锁国”政策,但仍以长崎为窗口,同中国、荷兰开展贸易活动,使外来文化不断传入。具体来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①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势力如葡萄牙、西     

中国明清通俗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我国明末清初时期,正值东邻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进入了德川家康幕府开创的“江户时代”(江户是日本国东京都的旧称)。此时,中日两国经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进一步繁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在我国出现了以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并渐次扩大。新兴的市民文学以“通俗演义”、“拟话本”、“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等形式为载体,于民间广为流行。而与我国相隔“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时的“江户町人”(指江户时代日本城市的商人)也对中国的通俗小说十分青睐,并在中国文化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多元影响之下,出现了“町人小说”,本文试对中日两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这一文学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考察

自江户幕府末期欧美列强叩关直至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与其他东方国家一样,同列强缔结的条约都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因此,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为近代日本面临的历史任务。一日本被迫打开大门,分别同西方十余国缔结了条约,这些条约的共同之处是：１．允许该缔约国之人在...     

蔡元培与中西文化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文化界领袖人物。他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通晓欧美文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环境中，在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蔡元培形成了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当今世界是东西又化融合的时代，不同文化的接触必能产生新的文化；中西文化结合是双向的，应该注意对西方文明的消化和我国文明的传播。蔡元培力主中西文化融合的主张及活动，尽管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它摈弃了封建锁国主义，也同“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论”划清了界限，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值得称道和借鉴。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我国图书发行市场的分割与对策

传统图书发行市场是离散性、分割性很强的市场 ;现代图书发行市场是集中度很高的市场。美、日、德等图书发行强国是现代图书发行市场中的骄子 ,而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过渡的过程中。因此 ,组建全国性跨地区、跨行业的强势图书发行集团 ,采取国营、民营相互补充、大小结合的方针 ,造就“众星拱月”式的图书发行体系 ,将是我们与境外竞争者并存、共舞、双赢的必然选择     

谶纬的禁绝与辑佚

从历朝历代均要禁绝谶纬来看,实际上禁之不绝;禁绝谶纬虽然主要令出帝王,但帝王往往信仰之。之所以要禁绝谶纬,则在于谶纬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君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此问题恰恰属于最＂敏感＂的话题,不可讨论。此外,将学术史上对谶纬的辑佚加以展示,可以为谶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指引。     

铃木正三“职分”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历史作用

江户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在这个时期,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以及"割据性"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双重影响外,佛教思想对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思想中的"方便权智"观念不但在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中具有极其显著的现实功能,而且对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日本僧人铃木正三的"任何职业皆为佛行"的职分论思想是其表现之一."职分"思想为江户末期商人的经济行为重新进行身份诠释提供了理据,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     

天主教楹联刍议

楹联是我国传统文学样式中一朵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奇葩。天主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华,在发展中也借用了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信仰理念和信仰生活。文章通过对天主教楹联的缘起、发展、定型、类别以及不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等种种特点进行分析,进而透视天主教进入中土之后不断本土化的一个侧面。     

近代早期西欧天主教改革成因浅析——"反宗教改革"再审视

本文对近代早期天主教在权力组织结构、教会神职人员的道德风尚、普通信徒的宗教需求与教会教义之间存在不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面对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动的新形势下,天主教对自身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留学生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以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理论为主的西方教育理论借道日本传入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引进西方教育理论的第一次高潮,其中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在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创办刊物,翻译或自编教育理论著作等方式,热情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不仅成为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主要中介和宣传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号手,而且也成为实践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先行者。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引进,对我国20世纪初现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和当时的新式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留学生们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功绩应充分肯定。     

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

西方思潮的冲击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中体西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是近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回应模式,其共同症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信。今天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广泛吸收西方、中国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从时代出发,综合创新,建立一种既具有中国鲜明特色又对世界具有引领功能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