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唐文治的朱子学研究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在于朱子学研究。他的《紫阳学术发微》是当时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内容包括朱子学术思想历程研究,朱子心性学与工夫论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朱子政治学研究,朱子与陆王、浙东学派关系研究,清代朱子学研究述评等诸多方面。他的朱子学研究之深入而扎实,甚至有些成就为当今朱子学研究者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朱子学研究,坚守民族气节,“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订朱返经——论文宗杨慎的儒学面向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批评朱子学所采取的立场是回到经学,其要点有二：一方面是治学方法,杨慎治学以博通为尚,通过文献稽核、文字诠释、名物制度考证等方法,对经学、史学、地理、文学、博物学、小学等方面的知识详加研究,讥贬理学、心学之以博学为旁务的观念,力图在知识上超过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是在儒学义理上回归经学,通过对经学本旨的强调来获得评判理学与心学的制高点,在修养工夫、性情、理气等方面通过经学的立场来批评朱子。这些批评是局部的,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的特点。     

冯友兰对朱子学的继承和超越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来源 ,但最主要的来源是中国的程朱理学和西方的新实在论。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这部开创性的著作里 ,选取了程朱理学 ,尤其是朱子学 ,作为他新理学的理论前提。在构筑新理学体系的过程中 ,对朱子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选评和改造。一、理气论理气论是朱子学的核心 ,也是新理学的理论基石。新理学的理气概念是对程朱理气范畴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对于朱子的理气论 ,冯友兰首重其形上形下的区分。朱熹说 :“天地之间 ,有理有气。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     

朱王工夫论的结构差异——兼谈朱陆之争

朱子和阳明的工夫论分别是理学和心学工夫论的代表。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朱王工夫论研究的深入推进,从整体结构入手对朱王工夫论进行全面比较,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必要。朱子不凭借本心,而诉诸知觉以穷理,又以居敬为穷理的保证,由格物致知而层层推及诚正修齐治平,其倡导的工夫是二元八目非本体工夫。阳明则围绕本心开展为善去恶工夫,并由有所着意进至无所着意,其倡导的工夫是一元两层本体工夫。因理学和心学无法为自身工夫路径提供唯一性的辩护,故双方难以避免地发生争论;因双方在主要凭借因素上存在分歧,故难以相互化约;因双方均能解决为善去恶问题,故难以分出胜负。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与乔清举先生商榷

朱子心性论的成熟理论形态,不仅是对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关心性论的全面总结和深化,而且对于宋代之后理学心性论及其相关理论更是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对于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研究,事关朱子学乃至整个宋明新儒学的核心义理规模和基础理论命题.乔清举先生在2011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论作,沉潜反复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就乔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予以回应和商榷.笔者认为乔先生从“本体”和“功用”的视域看“心”与“性”的“统一”和“分离”,不仅误会了朱子“心”与“性”的概念关系,更是忽视了朱子心性论中曾为朱子反复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情”的维度,从而客观上抹煞了朱子哲学和整个朱子学所素重的现实关怀的面向.     

论朱子对“明德”的诠释

"明德"为《大学》中的重要概念,朱子的诠释突破汉唐郑玄、孔颖达等人的解释模式,带有鲜明的理学特征。但朱子的诠释却显得比较笼统,往往兼跨心性来解释"明德",不免让人产生疑惑。通过对朱子的诠释中"明德"和"心"定义,"明德"具有的工夫论的特征以及其本身具有的"德"的属性等方面的分析可知,朱子并非认为"明德"等同于"性",而更多的是立足于"心"进行诠释的。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他从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的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重要的是,钱穆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朱子心学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成就其朱子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是对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论朱子与湖湘学者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

学术界素来重视朱子与阳明在知行问题上的差异,并由此理解理学与心学两派学术的异同。然而,本文则通过对朱子与湖湘学者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试图澄清朱子本人那里颇为复杂的知行学说,并由此梳理出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即立足于工夫论的差异,以明道、上蔡、五峰一路,主张上达而下学,即以上达为入手工夫,久之自有下学之效;另一派则为伊川、朱子、象山、阳明一路,主张下学而上达,即以下学为入手工夫,久之自有上达之效。就此而言,象山、阳明一路并不构成整个宋明理学在工夫论上的两极,其实不过下学一脉的歧出而已。     

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

朱子晚年工夫论的转变问题,是朱子哲学思想讨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钱穆先生倡说朱子晚年"以克己代敬",此说法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由于在语录之外没有参考同时期的书信材料,对于克己与敬在工夫原理上也缺乏全面和细致的分析,钱穆先生此说实不能完全成立。朱子62岁以后仍以敬为圣门第一义,以主敬穷理教人。克己分为压制私欲和除尽私欲两种,但都不能完全替代"敬"在整个工夫规模中的地位和作用。若说强调克己是工夫重心的调整,其实这种"调整"仍然可以在"主敬、致知、力行"三者关系中得到理解。敬恕虽偏向静重持守,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缺陷,收敛贞藏实为至明至健之根基。晚年愈加强调克己,是朱子不满守成、要求进取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持敬之效。可见,朱子晚年不存在工夫论的重大转变,只有工夫的深入、圆成,体现出了朱子思想的深邃与活力。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试论船山《四书》诠释中“反内在化”思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中心

虽说内圣外王是程朱理学乃至陆王心学的整体追求,但程朱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确是偏重心性内圣之学,在工夫论上更是偏重简易工夫。船山作为宋明道学的批判反思者,对于这种偏病有深刻的认知和修正。本文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例,通过船山对朱子及其后学和陆王心学偏病的批判,揭示船山《孟子》诠释的政治哲学取向和工夫论上的"学修"内外兼顾立场。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朱子言论同异考》探析

《朱子言论同异考》(以下简称《同异考》)是朝鲜著名朱子学家韩元震(号南塘,1682—1751年)倾毕生精力研治朱熹(号晦庵,1130—1200年)理学思想而完成的一部重要朱子学著作。 《同异考》共六卷,分四十一个门类,四百七十八个条目。作者主要围绕理气、心性两大问题,详细辨析朱熹言论异同,考察朱熹思想变迁,究明朱熹晚年定论,比较系统地阐发了朱子学思想。这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朱熹思想和著作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本文拟透过作者对朱熹言论异同的考辨,着重探讨韩元震的朱子学心性论思想,冀窥中朝两国朱子学传承和发展之一斑。     

退溪性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联系

李退溪是韩国儒学中继承朱子学传统的大师。虽然李退溪在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的同时竭力批判阳明心学,但是根据本文的考察,不论在学术渊源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可以看出李退溪与阳明心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术渊源上,李退溪所推崇的《心经附注》与曾经影响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道一编》都是出自程敏政;在学术思想上,无论在心性论方面还是在工夫论方面,退溪哲学对朱子哲学的某些拓展都可以看作是李退溪对阳明心学的某些问题的回应。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