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源研究范式——以藏羌族源关系研究为例

族源问题是民族学研究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族源研究受到证据材料、时空、认知、情感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往往分歧较大.实际上,族源研究结论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协商共识,是具有或然性的概率性事件,并非绝对的逻辑真理,把握这种特点有助于深化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山区东乡族小学生辍学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东乡族自治县北岭乡为例

本文通过对较典型的东乡族自治县北岭乡小学教育中存在的辍学问题调查分析,认为山区东乡族小学生辍学问题突出的原因除经济因素之外,现行学校教育制度与当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相互调适不够、学校教育制度在当地的不完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增强对学校教育与当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相互的调适,对解决相关现实问题有所裨益.     

对口援建与羌族文化重建——以山东援建北川为例

羌族地区的灾后文化重建是在国家的统筹下,在受灾地区民众的诉求基础上,在社会各界呼吁保护羌族传统文化的舆论中,通过援建省市的具体实施而实现的。作为援建方的山东,一方面根据国家的相关意见、条例、方案的文化保护、文化重建规定进行援建;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据自身对羌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文化的援建与重建工作。在承认羌族地区文化重建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文化重建中政府意志与学者呼声的疏离,援建后的北川羌族传统文化呈现出同质化、一体化、文化符号泛化等问题。     

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文化认同——以羌族旅游为例

中心与边缘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本文以羌族旅游为研究个案,通过中心/现代性与边缘/传统性的语境分析,再现了在旅游过程中,羌族作为地方传统性的异族形象不断被来自中心的旅游者所强化和认同,另一方面羌族自身又在不断吸纳现代性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强化传统性的异族形象的复杂过程,从而揭示出中心与边缘在推进现代性与保持传统性的矛盾过程中对羌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所带来的双重影响.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以羌族的主要聚居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对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加以梳理,认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积极发挥阿坝州的先天优势,依托州内高校和博物馆的科研力量,发动羌族学者和广大民众来实现,同时避免商业化炒作和借开发为名的人为破坏.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以阿坝州茂县为例

乡村旅游和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能够达到最佳效应并实现多方共赢。文章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机理,并以茂县为例,实证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以及两者的关联程度。结论显示,茂县的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两者的协同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但近年来协同性有所降低。需要优化产业结构,注重产业融合;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旅游质量,着力打造精品,提升两者协同发展效应。     

“文化语境”的变化对当代羌族剪纸的影响及对策建议——基于茂县羌族剪纸的调查

羌族剪纸是羌族文化艺术的精华。经历了2008年“汶川大的地震”、灾后重建、城镇化发展之后,羌族剪纸的“文化语境”正发生着较大变化。以茂县羌族剪纸为例,其变化的外部原因包括现代流行服饰的融入、自然灾害、城镇化进程以及茂县手画花样市场的兴起对花样剪纸的冲击等,而内部原因则表现为传统习俗的变化、宗教祭祀的淡化及服饰审美观念的变化等。因此,羌族剪纸传承和发展需注意处理好传承与传播、活态与活用、变与不变等关系。     

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的变异及选择性——以松潘县镇坪乡新民村的羌族酒歌为例

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是一种多声部民歌口头传承的艺术。随之把演唱多声部民歌的人定为表演民俗音乐本质的传承者。通过口传过程发展下来的音乐传统的生成物说成民俗音乐时,形成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要素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第一,具有连接现代与过去的传承性;第二,由个人或集体的创造性运动中生成的变异性;第三,根据人民群众对至今保留下来的音乐形态做出的选择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羌族研究综述——以西南民族大学学人的著述为中心

自1951年建校以来经过70余年的积累,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成果体量庞大,且不乏精品,成为了羌族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之一。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可以划分为侧重点不一样的三个阶段：1951-1978年间以羌族社会历史调查为重心;1979-2008年间羌族研究多领域齐头并进;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以灾后羌族经济社会文化重建为重心。梳理这些过往研究之余,可以归纳出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的三个特点：紧扣时代话语,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坚守学理思考,经典论题的探讨不断深化;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治学,凝练出了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的优势领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不能以民族的边界画地为牢,要在区域视野下观察、思考羌族的社会与文化;更要自觉地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下从事羌族研究的知识生产。     

羌族民间工艺生产性示范基地的构建——以灾后羌族传统村落之汶川县萝卜寨为例

本文以灾后羌族传统村落汶川县萝卜寨为例探索汶川羌族民间工艺文化的民俗性、工艺特征、发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有针对性地对汶川羌族民族民间工艺的传承发展提出有建设性的研究方案：以生产性示范基地的构建来促进其传统工艺的传承、开发利用。从生产性保护实践示范基地的构建, 反思非遗生产性保护中从消费、传承人、产品本身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难题。尽管生产性保护仅仅只能保护非遗的部分元素, 仍然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功能, 通过提升专业水平和民众文化自觉以及市场对于高端艺术品的尊重来实现对民族工艺类非遗核心技艺的传承和保护。     

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研究——以汶川阿尔村为个案

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是外因性演变与内因性演变相结合的结果.西医技术与实践在羌区的传播、赤脚医生的选拔培养与回村服务、爱国卫生运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等外部因素对羌族地区卫生习俗的变迁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羌族地区自身经济的发展也为其卫生习俗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支持.同时,卫生习俗的变迁对羌族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和丰富了羌族民众的疾病观与医疗实践,改善了羌族民众的居住环境,拓展了羌族民众的活动时空,增强了羌族民众的身体素质.     

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的因富辍学悖论问题——以云南省沿边经济林区为例

因富辍学为当下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特案.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云南省沿边经济林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实证调研,就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的因富辍学悖论问题,进行了相关学理性辩证关系探讨."因富辍学"现象在云南沿边经济林区较为突出,有其悖论性,也有其非悖论性.悖论性在于,在公众的一般认识中,一个"边少"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必然会与"贫困"对应,"因富辍学"让人费解;非悖论性在于,特殊地域与特殊民情背后的辍学原因实有其特殊性,该地带处于小乘佛教特殊文化区,佛教教育有其影响力,所以接受教育的选择是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同行.再者,世俗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并未体现"学以致用"的功能价值,致使"学"与"用"脱节,导致"读书无用论"泛起.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野下少数民族学生辍学原因探析——以湘西凤凰苗族学生为例

少数民族学生辍学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要了解其真正原因,必须关注其实践生活。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关结构与人关系的理念框架,有助于阐释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本文以之为理论工具,通过对少数民族学生辍学原因的探讨和分析,以图发现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典范与异例：羌族田野的例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定量分析相比,质性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客观性,因为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他们的信息提供者/互动者都受到各种他们看不到或没有意识到的“规范”的高度影响。本文认为,质性研究者可以将这种认知困境转化为积极的力量和机会。作者以羌族田野研究和其他研究为例,提出了一种质性研究的方法,其前提是社会、文化（和其他）各种规范常被“编码”在当代人的书面、口头和社会行动等表征之中,在此前提基础上,人们能够通过关注不完全受相关规范导引的“异例”来解码这些表征。将研究焦点转移在规范和异例之间,质性研究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很久以前的和遥远的“他者”,还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     

民族地区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分析——以阿坝州红原县藏文中学为例

笔者根据在藏区工作的切身体验,采用调查法、测试法、资料对比和分析法,对红原县藏文中学藏族学生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运动能力状况与绵阳市同龄学生的体质指标进行了对比,并根据对比结果情况,总结了红原县藏族地区的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及形成原因,对基础教育学校的体育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乐器类展览陈列叙事研究与实践——以闵行博物馆“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展”为例

21世纪,博物馆主题展览的兴起迅速打破传统基本陈列的固有结构,融合时间与空间,采用新兴科技手段和跨媒介、跨文化的技术与视角。陈列叙事作为陈列展览的重要构成和表达方式,借助多媒体和互动化形式为观众提供了接触和了解文物的全新途径与方式。闵行博物馆的"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展"围绕中国几千年的民族音乐/乐器发展历程,采用线性—因果叙事、主题—并置叙事和分形叙事的结构表述视角,重点梳理探讨了陈列空间叙事、多媒体/互动叙事和音乐叙事这几种主要叙事形式,力图填补国内乐器展览陈列叙事的研究空白,为后人提供可借鉴的案例。     

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保护利用──以四川省阿坝州为例

本文在此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传统建筑为例,分析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特点以及保护和利用现状,给出了相关建议,希望能够对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保护利用有所帮助.     

色彩与认知——以羌族的色彩词汇为例

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于色彩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视角:一是自然科学,二是社会科学,而歌德所挑起的牛顿色彩论的批判正是这两种视角的对立的反映,其后,在社会科学中随着认知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发展,色彩语汇经沃尔夫(B.L.Whorf1897-1941)、康克林(H.C.Conklin)、博林(B.Berlin)及凯(P.Kay)诸人的研究的叠加,大致建立了基础色彩语汇BCT档案.然而,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如雅克布森(R.Jakobson 1896-1982)的功能论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同一语言,但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其使用的词汇也存在着差异,实际的羌语的色彩词汇的使用中,呈现出了复杂的样态,既不能以神圣·世俗的二元论分出不同的用法,也不能以冷·暖色调完成色彩的分类.在神圣的空间及时间中,羌语的色彩词汇“白、黑、红”与“白、黑、黄”与博林·凯的BCT一致,在世俗的时间及空间中也呈现出“白、黑、黄”构造.由于羌族文化中民俗信仰尚未能形成独立的制度化宗教,因而圣·俗的交叉,使得“黄”也进入了神圣的空间与时间中.     

四川藏区民营经济现状调研报告--以甘孜、阿坝为例

民营经济是"百姓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民营经济发展并没有影响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四川藏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商贸为主,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四川藏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并不乐观.     

家谱的调查与思考——以陇东农村为例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族志、家乘、家牒、家志、家史等，是家族文化的载体之一，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家谱在不同的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曾经在传统社会发挥着各种作用，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四旧”之一，曾被剔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