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经》的学术史

两千年来关于《诗经》的论著数以千计,是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有争议,说解最详,留下的资料最为丰富的书.在这些著作中,有对它进行注释,阐述义理的,有研究音韵训诂,文字校订的,有考察名物山川地理,讨论典章制度的.从前人对《诗经》的著作,可看出这本典籍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们对它的整理和研究不能因为前人充分论述而停止,随着历史的延续时代的发展,我们对《诗经》的研究会融入新的方法,科技的进步,出土文献的发掘给我们提供更多真实的材料,所以《诗经》的研究没有终结篇.     

文字训诂与古籍整理举隅

古籍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文字训诂是进行古籍整理的基本功。用训诂方法整理古籍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订补出土文献释文之误;第二,订补传世训诂材料之误;第三,补充前贤时修释义之缺。     

邢文：《帛书〈周易〉研究》

近些年来，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界骤然面对如此丰富的材料，反而有时无所适从。最需要检讨的问题就是跟风现象。每当有新的出土文献发表后，就有一批相关的论文面世，最常见的就是文字的释读与文献的对照等基础研究，但是基础研究总有穷尽，这时语文学的方法已经相形见绌了，而新的方法又不为出土文献的整理者和研究者所熟悉，于是就会出现最初热闹、最终沉寂的现象，学术界蜂拥着又奔向下一个热点。可问题是此前的出土文献尚未来得及彻底消化，很多研究未及充分开展就自行中断了。这一现象说明在出土文献研究中，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以致于出土文献研究者都成了趋时骛新的一族。     

出土文献对宋玉研究的影响

在楚辞研究领域中,受出土文献影响最大的,莫如宋玉研究。"唐勒赋残简"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传世的宋玉赋真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参照物。同时,出土文献在广阔的层面,给辞赋研究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很重要的是关于社会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资料。近十年来的出土文献内容丰富,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面的确凿证据,从而使我们对屈宋辞赋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一些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也因此得以顺利解决。     

古音研究中应该注意的文字问题

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研究汉语上古音都应该注意其中的文字问题,如同源字、形声字、同形字、同义换读、讹混、俗字、错别字、异体字等。文字学理论已经较为成熟,将一些文字学理论和概念运用于古音研究,往往会有新的收获。     

早期汉字中表词-意音文字的萌芽

早期文字作为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在文字制度与符号体态方面都有其自己的特色。我国早期文字的代表仰韶文化出土符号、大汶口文化出土符号和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符号在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对应关系、文字符号体态等方面都蕴含着表词一意音文字的萌芽。早期汉字中的表词一意音文字萌芽,为汉字发展史和汉字发展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材料。     

史佚考论——兼论《周书》、《周颂》、《周易》的编撰者

儒家传统经典的形成与史官文化有密切关系。史佚是殷周易代之际及周初最有成就的史官,他写作、编辑的史学、文学文献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长久以来,史佚的文化成就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现存典籍中钩沉史佚的资料,有助于具体了解传统经典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史官、史官文化的密切关系,并有可能为了解《尚书》、《诗经》、《周易》的写作、编纂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途径。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其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虽有无数的学者倾尽心力于它,却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此类问题,既要有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指导,更需要有新材料的支持.与《诗经》相关的出土文献可以为其文本校释、文本流传、儒家《诗》说等问题的研究提供较多有说服力的新证,有助于推进《诗经》研究的不断开拓与深入.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一度频繁见诸报刊。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应予以审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诗经》异文训诂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异文研究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梳理了历代对于《诗经》异文研究中的三个取向,即辑佚整理、理论探析、地下材料考证,在此基础上提出《诗经》异文对于研究文字演变情况、训诂发展历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实证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主要致力于文学文本与新出文献、出土遗物和图像资料的综合利用。观照20世纪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文学史实证研究,有四个方面最值得关注:第一,新出材料的运用是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石;第二,传统:"二重证据法"与"诗史互证";第三,新变:原典实证和语境还原;第四,困境:教材模式和学科限制。发挥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打开新的研究视域。     

读简札记两则

从语言本体研究出土文字资料是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价值和意义的基础。简帛文字脱胎于周代文字,不仅是沟通古今汉字发展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古文字构形的重要参照。康少峰博士的《读简札记两则》是关于简帛资料本体的研究,它以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互证的方法对西汉竹简本《老子》和清华简《保训篇》文本予以讨论,对已有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化;王应龙副教授的《从西周金文看汉字的形声化》立足于汉字构形,从文字阶段史的角度分析探讨西周金文的形声历程,以期窥视中国文字的发展趋向;王宝利博士的《殷周金文颜色词探析》则立足字形,联系词的音、义,进一步探讨殷周金文颜色词的使用以及语法功能,是将本体研究向文化方面拓展的一次实践。     

殷周金文颜色词探析

从语言本体研究出土文字资料是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价值和意义的基础。简帛文字脱胎于周代文字,不仅是沟通古今汉字发展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古文字构形的重要参照。康少峰博士的《读简札记两则》是关于简帛资料本体的研究,它以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互证的方法对西汉竹简本《老子》和清华简《保训篇》文本予以讨论,对已有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化;王应龙副教授的《从西周金文看汉字的形声化》立足于汉字构形,从文字阶段史的角度分析探讨西周金文的形声历程,以期窥视中国文字的发展趋向;王宝利博士的《殷周金文颜色词探析》则立足字形,联系词的音、义,进一步探讨殷周金文颜色词的使用以及语法功能,是将本体研究向文化方面拓展的一次实践。     

20世纪两汉用字研究综述

在汉字发展史上 ,两汉时期的文字处于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完成阶段。二十世纪以来 ,关于两汉的文字及用字现象 ,人们曾经做过不少研究。文章针对这一时期两汉用字的研究状况 ,按照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的顺序 ,分别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个方面对其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指出有待深入研究的地方。     

从西周金文看汉字的形声化

从语言本体研究出土文字资料是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价值和意义的基础。简帛文字脱胎于周代文字,不仅是沟通古今汉字发展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古文字构形的重要参照。康少峰博士的《读简札记两则》是关于简帛资料本体的研究,它以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互证的方法对西汉竹简本《老子》和清华简《保训篇》文本予以讨论,对已有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化;王应龙副教授的《从西周金文看汉字的形声化》立足于汉字构形,从文字阶段史的角度分析探讨西周金文的形声历程,以期窥视中国文字的发展趋向;王宝利博士的《殷周金文颜色词探析》则立足字形,联系词的音、义,进一步探讨殷周金文颜色词的使用以及语法功能,是将本体研究向文化方面拓展的一次实践。     

《毛诗传笺》中的文字训诂

<毛诗传笺>作为郑玄的代表注作之一,展现了郑玄在文字研究方面的成果.郑玄借助于对文字音、形、义的综合考察,以广博的文献知识为基础,以丰富的训诂经验为依托,深入了解<诗经>中文字的含义,进而能准确确定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辨别古今字、假借字,对文字训诂作出了贡献,从而使人们对<诗经>的理解更为深入.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回眸

199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该报记者李丹撰写的消息《要重视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报道了当年12月11日-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所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次由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河南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文献"有广、狭义.广义的"文献",包括一切知识的载体;狭义的文献,仅指那些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包括地下出土文物上面的文字资料.我们这里所说的"佛教文献",主要指佛教各种的藏经和续藏经中的佛典文献,当然也包括敦煌等出土文书中的佛教资料.     

专题文献的拓展与国学研究的深入——兼论中国茶文化文献

当前,国学的喧嚣与文献的冷寂成为鲜明的对照。其实,国学的普及需要加强国学的研究,而国学的研究依赖于文献的整理,专题文献的拓展又影响着国学研究的深入。文献整理是国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学的重要基础,两者的关系环环相扣。在文献学的体系中,专题文献值得进一步认识和拓展,其学科的特殊性、资料的广泛性、整理的复合性,构成专题文献的总体特征。而新世纪的专题文献整理,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例如:文献的采信资料,是文字典籍还是出土文物;文献的采用地点,是国内还是海外;文献整理的依凭,是电脑还是人脑。这些新的情况,都需要辨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