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

公共精神是公务员精神的精髓,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培育与完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引领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公务员公共精神养成的基本价值向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一心为公”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根本要求,“公平正义”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基本准则,“廉洁奉公”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前提条件,“公共服务”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基本内涵。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路径,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     

从动员式参与到自主式参与——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农民角色分析

政府主导、农民参与是中国破解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经历了中央主导下的农民动员式参与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命令式参与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在特定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制度设计下形塑的,随着时代变迁,其可适性、可行性逐步消解。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为联结纽带,以合作与共识为目标导向的多元主体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是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模式的基本趋向。     

金融危机的"囚徒困境"与公共治理

自2007年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个人理性的失败.华尔街贪婪文化、公共利益缺失、合作缺乏、政府监管缺位等金融领域中的"囚徒困境"表现为个人利益至上、市场放任、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实施公共治理,防止信息垄断、反对经济放任、加强国家监管、培育公共美德、倡导公共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个人远离"囚徒困境",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略论爱尔维修的利益学说

爱尔维修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利益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他把利益原则提到自然规律的高度。爱尔维修认为,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和归宿,而社会公共利益是道德或美德的标准,他的伦理学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结合。爱尔维修追求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统一,对这一理论的探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     

公共利益:基于概念厘定的立法导向与制度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存在公共利益泛化和弱化两种错误倾向.以公共利益为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立法大致经历了公共利益统合一元立法、利益多元化立法、公共利益独立化立法三个阶段,立法本位实现了从国家利益到个人利益再到公共利益的转变.科学公共利益观应当是一种和谐包容利益观,要求客观看待社会利益多元化,科学处理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要充分肯定个人利益之合理诉求,也不能无限夸大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是我国未来立法的重要导向之一,为此要厘清公共利益内涵外延、规范公共利益立法表述,创新公共利益立法模式,尤其是要通过类型化立法方法和民主程序科学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明确行政实现公共利益的比例原则,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精神培育:高校德育的应有向度

高校德育坚持公共精神培育这一应有向度,不仅有助于改善德育工作的效果,同时也是社会生活领域分化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现实要求,对于高校实现自身的人才培养职能,以及促进整个社会公共精神的构建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高校在人才培养特别是在德育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开展对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高校培育学生的公共精神应坚持公共价值取向与尊重个体利益的平衡,坚持培育公共意识与提升公共参与能力并重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培育学生公共精神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认同:青海藏区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指谓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乡村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物质精神水平的提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认同达致的基础性要件。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生长于治理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化转型,阐发于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交互性变革。聚焦青海藏区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与生产协调,不仅指向了多民族杂居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时代场,而且凸显了复合民族共同体乡村治理的问题域。由此出发,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不仅影响于青海藏区乡村治理的历史沿革,而且形塑于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现实根基,其内生逻辑不仅表征于经济、政治、价值认同的发展向度,而且外衍于利益凝聚、民主稳定、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互构共演。     

公共利益的界定难题与法律重塑

公共利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将公共利益还原成个人利益,将个人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构成性要素,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然而,现实中,公共利益个人主义方法论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利益观念淡漠,公共利益沦为一个被掏空了“价值”的空瓶子,成为那些在市场和社会竞争中占优势地位的群体竞相角力的竞技场。在业已被“掏空”价值的公共利益概念中注入民主价值,既能避免公共利益重蹈政治集体主义的覆辙,又能消解公共利益个人主义方法论潜在的危险。在未来的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构造当中,应当充分地体现民主价值,体现协商精神,将公共的众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并努力建构一种分析-协商的复合程序构造。     

反哺农业背景下乡村治理路径创新

在反哺农业背景下,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涉及到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目标体系的重塑和农民参与方式的打造等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发展、农民身份和农业经营的根本性交革,乡村治理必须在处理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市场以及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层面实现路径创新,即以组织化方式推进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以合作化方式推进农民与市场的有机衔接、以制度化方式推进乡村公共利益目标实现的最大化、以利益相关方式实现村社居民的自主性参与.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中的元治理——基于威海市“党建+物业”的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在多个领域正经历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科层治理或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治理向多元合作的治理网络的转型。然而，治理转型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以执政党党组织与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威发挥着重要的掌舵作用。本文以公共权威与治理网络的关系为关注点，从元治理理论出发，以威海市城市治理实践为案例，探讨了物业管理从市场机制向多元治理网络转型过程中，公共权威如何通过具体策略作用于治理网络的建构与管理，从而实现治理绩效的提升。目前在各地实践的党建引领下的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融合标志着城市基层治理的又一次重要转型，从元治理角度对这一转型进行解读与分析，不仅为治理研究中的政府作用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有助于更好地探索治理转型中的公共权威可兹使用的元治理策略，以推动治理转型的成功与有效。     

“多元”对“一元”的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优化政务环境 促进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是建设现代政府、推进政府转型的核心理念。提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目的是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途径，探索新的情况下政府改革的新路，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政府在服务中树立形象。在我国经济转轨中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要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     

论政府的公共性及其实现

政府的公共性意味着政府将公民的意志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公共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实现.在现代政治理念中,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以"人民主权"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近代民主理论最终完成了政府的公共性问题的逻辑论证,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公共性的缺失却是长期和普遍的现象.公共精神的确立、权力规制的实现、公共领域的培育是克服权力异化,实现政府公共性的基本途径.     

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理论阐释及实践路径

社会发展转型加剧、政策制度优化变迁、现有主流范式局限凸显,使得探索和构建新的农村社会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以治理有效为目标指引、以家国文化和关联主义为价值基础、以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通过党的引领整合、关联权益强化、道德情感支撑重塑社会联结机制,进而培育"使命—责任"型党组织、权益关联型农民群体、公益型农村社会组织等积极联动主体,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联"与治理能力的"动"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