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脚注传统之演进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不仅有西文期刊出版,也有中文期刊出版,但西文期刊一般都按照当时欧美学界惯例使用脚注传统,尽管并非每篇论文都如此。然而现代史学的脚注传统并非一开始就随着新史学出现而被中国史学界接受,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史学刊物,但是当时并没有统一的论文写作和发表格式,各种刊物在学术规范方面自行其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史语所集刊》)创刊时,尽管是横排出版,对脚注规范并不措意。语言学和考古学学者看起来更早接受脚注使用规范,因为语言学和考古学乃是域外输入的新学问。而史学因为历史悠久,反而接受脚注传统更缓慢。不过,到30年代越来越多有海外游学经验的年轻学者使用脚注规范。日本学者虽然早在19世纪末在欧美发表论著时已经接受当时流行的脚注,但在日本本土仍然因为使用直排印刷的缘故并未普遍接受脚注,也是到30年代才逐渐改变。而脚注作为外来语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逐渐进入各种英华或华英辞典之中。     

从《历史》中的人物样态看利奥的史学新思想

"执事官"利奥的《历史》是10世纪拜占廷帝国一部重要的史学作品。通过对书中人物样态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作者利奥一些新的史学思想,由此引发我们对10世纪拜占廷史学的重新审视和评析,以及对拜占廷史学在西方史学史方面贡献的反思和重新定位。     

赫伊津哈和他的文化史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代荷兰著名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史学思想的分析，重点介绍了他以文化“均衡论”和“游戏”概念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与诊疗，及对后世心态史学的重要影响，以说明其对发展西方文化史传统的作用与贡献，从而正确认识和评价赫伊津哈在西方文化史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

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应客观评价罗章龙的经济史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史学原论》是第一部概论性的经济史学论著,它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原论》提出的“史型论”,是经济史学界较早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 ,提出了理性主义进步史观 ;他把目光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文化史 ,开文化史之先河 ;他批判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 ,提出整体史的研究方法 ;他还首次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所有这些思想精华和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使之享有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这一不朽称号。但是 ,伏尔泰对人的理性过分夸大和对中世纪的论战性的否定 ,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史家反击的焦点     

西方史学东渐的新学术平台——以民国史学期刊为例

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学术的整体大环境逐步由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学人更多地希望参与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上来,中外史学的融汇由此日益加深。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制的史学期刊之大量创办,民国学者在创办史学期刊的过程中,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同时,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     

孟森先生与《广西边事旁记》

《广西边事旁记》是近现代史学大师孟森的第一部史学著作。该著的写作背景、体例与内容,所反映的治史方法与历史观,以及清末广西的边疆情势及"新政"之推行,皆可为今人了解孟森的学术生平及研究清末广西边疆问题提供新的视野。     

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写在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贤李大钊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0年代前期是它的奠立时期,至中国新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即它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注重史学思想、并重历史观与史学观、关注西方史学史之史、重视中西史学交流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等项,是本文作者近年来思考或正在付诸实践的建设路径。在这行进过程中,当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反之唯物史观也应充分汲取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评胡三省论《通鉴》书法

书法，在史学领域有广、狭两种涵义。狭义的理解，认为是著史之初的发凡起例、统一用语问题。广义的看法，认为是史家著史之法。它既要回答史家为何写史，也要回答史家如何写史。前者主要指史家写史的指导思想，即“史意”；后者主要指史家写史的方法，即“史法”。胡三省为《通鉴》作《音注》，通过《通鉴》行文的具体事例，揭示了《通鉴》书法，对广义理解书法涵义，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给治史者以良好的启迪     

一部研究西方文化的力作——评《西方宗教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但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却很不够。值此，赵林教授却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的一部系统研究西方宗教文化的学术专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已面世。该著是当今难得的研究西方文化的力作。其特点：第一，历史的叙述与哲理的分析完美统一。本书的叙述方式是历史的，自古希腊经罗马、中世纪到近现代。这种线性的流程使全书线索非常清晰，便于不同学养层次的读者阅读。但该书并非一部历史著作，它只是取历史的叙述方式，而其特色则是哲学的分析…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雅俗共赏的《廿二史札记》——纪念赵翼逝世一百七十周年

赵翼和钱大昕、王鸣盛,是乾嘉时代以考史著称的三大史家,他们的治史精神及其各自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可以反映出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精神面貌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三部史著虽齐名并称,但就其影响而言,《廿二史札记》显然远远超过钱、王两书。究其原因,钱、王两书过于专门,对于考订     

试谈裴子野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裴子野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研究。南梁时期，沈约的《宋书》，裴子野的《宋略》，以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在史学领域中并驾齐驱，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虽然《宋略》现已散佚，但叙事、史论方面，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新水平，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裴子野的著史思想引起史学界注重，对史学评断的深入，具有深远的影响。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 ———读《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20世纪70年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在西方可谓方兴未艾。1978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尔·汤普森所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曾被誉为当时国际口述史学界的三件大事（另两件为1979年第一届国际口述历史大会的召开和1980年国际口述历史杂志的出版）之一。相比较后来的其他西方口述史著作,如《声音外壳：口述历史的艺术》、《交互式口述历史访谈》、《记录口述历史：社会科学家的实践指南》、《从事口述史学》、     

以诗证史——从一篇短文论柴德赓的治学风格

本文将柴德赓刊于《新华日报》1961年6月11日“新华副刊”上的一篇短文《天堂苏杭说的由来》,与其《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的论文进行对比分析,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论及柴德赓学术生涯中鲜明的“以诗证史”风格,认为20世纪以来,在刘师培、陈寅恪、邓之诚等大师之后,包括柴德赓在内的一批史家,也都在“以诗证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