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空谈之虚空 破株守之迂滞——薛凤祚“会通”的科学思想探微

薛凤祚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大潮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使得薛凤祚的学术思想向更为广博的文化领域和农、工、兵、商等具体应用学科拓展,他沉潜于百工之技的研究中,讲之不厌其繁,行之不嫌其贱,这实际上将理学家＂为生民立命＂的实学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会通中西学术的方法上,他不斤斤计较于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而是兼收并蓄,＂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在处理＂象＂和＂数＂的关系上,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由数达理＂的科学思维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数学在一些学科领域中的应用,使得中国传统的象数观念具有了走向近代科学发展的倾向。     

论“视觉转向”下新闻娱乐化立场及其价值追求

上世纪90年代媒体产业化改革以来,新闻娱乐化日益成为我国大众媒体发展的一种趋势。大众媒体新闻娱乐化实践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使新闻娱乐化成为了人们争议和批评的焦点。在＂视觉转向＂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娱乐化的诞生引发当下诸多社会伦理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媒体新闻娱乐化实践中媒体社会公器角色缺失。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建设中,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善良（正当）原则和带有一点审美情趣。     

论“实用”的四层含义

知行观意义的实用重行动;义利观意义上的实用重功利;方法论意义的实用指概念的意义在于它引起的行动及其效果;真理观意义的实用强调直理必须有用。实用是一个中性范畴。实用是不同世界的共同追求。     

论荀子的人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天人之分"的天人观是荀子人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人性趋恶的性恶论是荀子人学思想中教化思维的前提条件。"明分使群"的社会历史观彰显了荀子人学思想的伦理价值,"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是荀子人学思想的政治价值之旨归。荀子人学思想是他对人性情怀关注的直接阐发。     

危机及其出路－－论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本文认为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其深层的根源———哲学的危机。这种危机非同寻常 ,因为它意味着西方哲学陷入失去研究对象的困境 ,同时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西方思想家们纷纷寻求出路 ,英美科学主义与欧陆人本主义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语言”这根救命草 ,使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本文认为 ,“语言学转向”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 ,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西方哲学的危机得到了缓解。“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日益汇流     

写作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应”——论延安后期诗歌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是延安文艺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标志。作为历史的一种延伸,延安后期诗歌创作,生动体现了解放区文艺活动的继承关系及在新形势下,诗歌写作方向、创作主题、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写作上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应是以诗歌的大众化、走向民间为整体趋势的,它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也影响到了进入当代的诗歌面貌。     

价值重估与哲学转向--尼采的哲学变革及其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尼采价值重估的逻辑梳理,强调他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一场全方位的哲学变革,这些变革可概括为四大转向,即价值转向,人学转向,语言转向和非理性转向.并通过揭示这些转向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深刻而全面的影响,表明20世纪的西方精神世界何以被打上了尼采的烙印.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论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及其路径建构

红色基因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华儿女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旨在通过建构以青年受众情感为本体,以红色基因的情感传播活动为中心的传播范式,实现传承好红色基因的重要任务。借助情感的媒介化、情感叙事的张力释放和情感认同的内在驱动,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具有唤起红色记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强化身份认同的突出效能。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软性渗透、传播“泛情绪化”风险和情感效用工具化的现实困境。为此,应当从内容、主体、方式三个维度,实现红色基因传播“情感转向”的路径建构,强化效能、防范风险,使红色基因融入青年血脉。     

术数思想：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

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其术数思想中。薛凤祚试图用西方占星术复活中国传统术数,他批判中法,引进西法,并对术数理论基础及具体术数分支——择日术进行了中西会通。由于中西学术从体用到思维方式都迥然有别,薛凤祚的会通是不彻底的。     

致用与会通——薛凤祚水利思想蠡测

薛凤祚治学方法的特点,即＂致用＂与＂会通＂。其中,会通包含古今的会通与中西的会通。由《两河清汇》解读薛凤祚的水利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其治河和海运的思想。《两河清汇》从体例上言,可谓＂编述之体＂,薛凤祚不仅继承发扬了儒家圣贤的一些学说,也吸收了其前代潘季驯、邱濬等人的观点。观其采择去取,无不以＂致用＂为宗。而其热心译介当时西方的水利器械,可以看作他在中西会通中所作的努力。虽然如此,对于薛凤祚《两河清汇》及其水利思想不可刻意拔高。     

薛凤祚会通中西的努力及失败原因分析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引发了西方学术的大量涌入。薛凤祚引领当时学术风气之先,提出了一个会通中西学术的先进模式。为实现会通目标,薛凤祚不遗余力,其实践领域主要为天文历法,也旁及其他。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在整体上没有扭转中国学术在此之后被西方远远抛下的局面。     

《农学报》中的生态思想探析

19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步启动,国外知识经验不断涌入,《农学报》在世纪末应运而生。当时人积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开展了许多思考和知识引进工作。他们强劲延续以往生态思想重在利用的主要方面,也浸染着现代社会更充分利用自然的理念、技术观点和竞争意识。《农学报》刊载的本国著述和译著有着诸多观点耦合,强调兴利求富的生产目标,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当时的人口增长和用化学方法实现合理农业持乐观态度,看重林业建设的直接经济利益并形成树种选择、林木抚育等方面的相应观点,要求增强社会治理能力以适应利用、保护自然之需。至于克服其中片面、机械的成份,容纳更多的生态保护内容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则是以后长期的任务。     

《学衡》与近代墨学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墨学的大讨论中,《学衡》刊登了多篇文章,总结了清代墨学的校勘整理情况,并对荀孟辟墨、西学墨源、《墨子》一书成于谁手等观点作了考辨。对某些问题,学衡派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在墨学研究中常将儒墨比对而列,并体现出儒学为优的态度,反映了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

"学"、"术"源于经验和模仿,与"必然之例"、"可成之功"相应的"学者"("文人")、"商人"("工匠"),预示着"体用"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两分"。呼应西方"学术"统一-分离-再统一的历史轨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趋向呈现为"学术分校"、"文理通科"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和评判依据主要侧重于实用功能。西方文化创新和科学发展的社会细胞是"沙龙"及"咖啡馆",并演化为近代学术团体与期刊等创新平台。整合教育创新的文化资源,强化学术发展的心理动因,培育"无形学院"的物质土壤和精神氛围,使学术的三重功能内化为人的生命需要,这是新时代学校教育的使命。     

近年来玄言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玄言诗的新定义承认了佛理内容,也将玄言诗置于说理诗范围做出标定。嵇康等人的作品被看作玄言诗的代表,这与承认玄言诗与其他类型诗歌在体制上的相通性有关,然而为了提高玄言诗地位而赞美实际并不属玄言诗的作品,只能使研究陷入混乱。     

朱子《小学》流衍海东考

朱子的《小学》一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的文化史上同样有很大影响。其在海东文化史上意义绝不仅仅是一部蒙学教材,还具有科举考讲的实用目的、化民成俗的政教意义、修身治家的模范作用等等,并对朝鲜蒙学教材的编写产生了影响。因此,从该书的流传和影响来看,它在海东被推崇的时间跨度和波及的影响领域可以说超过了中国。     

思想的巅峰: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其历史意义

在抗日战争这个中国革命最为困难、最为艰苦的时期,毛泽东思想迅速成熟。而这一思想的巅峰,是与毛泽东著作的大量高质涌现分不开的。这些论著反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确立抗战的基本原则;坚持全面抗战,集中论述了抗战和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道路;勾画了新中国的蓝图。     

论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嬗变

闻一多在其早期受西方济慈等人的影响 ,认为“以美为艺术之核心” ,主张“纯艺术的艺术”并“纳诗于艺术之轨” ,坚持“做”诗并倡导诗歌的“三美”。然而随着那“不是混着好玩”岁月的流逝并亲身体验“生活的严重”后 ,他转而重视诗的社会价值并彻底摒弃了“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呼唤“时代的鼓手”。文艺观由“艺术为艺术”变为“艺术为人生” ,从誓做“艺术的忠臣”到成为“人民的忠臣” ,我们在其文艺思想的嬗变过程中 ,看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