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协助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递增态势,此类犯罪在东盟国家的窝点证据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存在提取、固定及移送的困难。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主要有委托取证、境外取证以及境外联合取证三种取证模式,但这三种取证协助模式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为有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应建立合理的合作激励机制,提高东盟国家执法机关合作打击犯罪的积极性;细化与东盟国家警务合作协定的内容,明确证据提取、固定、移送的要求;加强对中国—东盟警务合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调查取证的技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警务合作,扩大境外取证模式与境外联合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及实证对策研究——以重庆市各区县发案为例

电信诈骗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报刊杂志、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等各种传媒逐渐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犯罪分子便以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银行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自2010年以来,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案发案数量猛增,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严重。当前发生在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犯罪主体集团化、职业化和诈骗流程标准化、模板化等特点,给公安机关侦破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带来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等侦破难点。破解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难题,必须从建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业侦查队伍入手,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与银行业和电信业的深度合作,同时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身防范意识。     

基于信任社会视角的电信诈骗伦理成因与治理路径

修复技术漏洞、完善法律规章、提升安全意识成为近年打击电信诈骗的常用方式,但面对不断升级的电信诈骗,从伦理角度对其展开的反思不可置否是一项有现实意义的新探索。从信任的伦理意涵切入不难发现,社会道德信任的失落和信任范围的局限是电信诈骗的主要成因,而信任社会的构建有利于道德信任的普遍生成,对消除电信诈骗动机、缩小电信诈骗生存空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从信任文化生成、中间团体培育和法律公正内核建设三个方面探索信任社会的构建不失为治理电信诈骗的有意义的尝试。     

海峡两岸罪犯移管制度探索

在构建我国区际罪犯移管机制的问题上，由于大陆缺乏积极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以及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立法尝试，加之海峡两岸跨境犯罪的高发态势，海峡两岸加强和完善罪犯移管工作极为迫切。而其路径或许有适当借鉴国际罪犯移管成熟经验、完善罪犯移管双边协议、逐步承认与执行刑事裁判。     

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困境与优化路径

涉数据网络犯罪以数据侵害为核心,主要类罪包括计算机犯罪、个人信息犯罪、著作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作为信息化社会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蔓延与异变,使个人法益、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危害。目前,涉数据网络犯罪刑事规制存在治理思路滞后、保护法益狭窄、规制效果欠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网络治理思路下适当拓展刑法谦抑性,调整法益保护类型与范围,实现刑法规制前置化与功能化,完善涉数据范围犯罪的刑罚措施与跨域合作机制。     

论金融诈骗犯罪的认定

面对金融领域内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学术界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界定存在补充修订之必要。重新准确定义金融诈骗犯罪,对于认定、惩罚这种犯罪,进而防范犯罪,维护经济秩序、金融秩序,以及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认定金融诈骗罪,有利于制度建设,进而有效防范金融诈骗。     

电信网络诈骗取现行为的定性辨析

随着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对于在犯罪中收取被害人所转款项的取现行为，定性为诈骗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其原因是取现行为构成“两罪”的主观方面使用相同的“明知”表述。准确把握“两罪”“明知”的区别，对每个案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准确定性。取现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犯存在事前通谋，或者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帮助取现，则构成诈骗罪；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既遂之后，取现行为人明知其所取款项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帮助取现，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问题新探讨

近些年,海峡两岸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和互助,对共同依法严厉打击跨海峡两岸的犯罪活动,保护海峡两岸居民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涉外犯罪逐渐增多、分裂国家的犯罪时有出现、刑事犯罪的侵害范围日益扩大等新情况的出现,《南京协议》等对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规定表现出滞后的情形,"共同打击犯罪"之性质界定及其规定存在不足。对此,应以合适方式明确规定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形式,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中排除"互惠原则"的适用,调整和改进"协助侦查"措施,以便为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创造条件。     

建立海峡两岸(厦金)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为落实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厦门市制定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并得到国家支持。当前厦门在发展对台交流合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构建海峡两岸(厦金)跨境经济合作区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深化、积累经验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网络诈骗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网络犯罪中增速最快的犯罪类型.本文以安徽省为例,从犯罪总量不断增长,犯罪方式趋向专业化、集团化,犯罪主体低龄化等方面对网络诈骗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当前在办理网络诈骗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强化虚拟社会的现实化管理,完善网络安全立法,确定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和受保护性等的防控对策.     

论两岸刑事司法协助机制——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框架

自1987年以来,两岸交流交往日益频繁,达到相当的规模.但由于两岸司法机关没有建立正式刑事司法协助机制,为不法分子或犯罪嫌疑人潜逃并藏匿对岸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一些黑社会性质的跨两岸犯罪团伙更利用两岸治安防治无法对接之机,大肆实施拐卖、贩毒、洗钱、走私、诈骗等极端恶劣的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了海峡两岸同胞权益,破坏了两岸社会和谐.<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于2009年6月25日生效实行以来,两岸司法界建立了更为直接、全面、深度的刑事司法协助关系.在<协议>执行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我们仍然看到两岸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着一些困境.     

我国公民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刑法保护

近年来，公民信息跨境刑事案件以及由其所引发的重大电信诈骗案件不断增多，在我国缺乏专门的信息法和跨境合作渠道的背景下，跨境案件的刑法保护必不可少。有鉴于此，首先借鉴其他国家刑法严格保护公民信息的标准，构建以人格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概念、去除“50条”的量刑起点要求、纳入对名誉权损害的考量、增设“非法利用、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罪”等机制，其次提出建立专业警务合作、司法协作机构以及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案件的情报共享平台等具体措施，以增强我国跨境信息案件的刑事司法合作能力。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中的税收协调问题探讨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发展是两岸政经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也直接影响着两岸政经关系.在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中必须要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经贸合作中的税收协调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经贸合作现实和前景.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是特定的区域合作关系,两岸经贸合作中的税收协调重点在于税收制度协调和税收政策协调.税收协调的正确思路和合理措施,有利于促进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完善和经贸合作实践的推进.     

内地与港澳打击毒品犯罪区际司法合作问题

内地与港澳"一国两制三法系"的情况使得我们在打击跨法域毒品犯罪方面存在不少难题。由于内地与港澳毒品犯罪的严峻现实,内地与港澳警方已有多年区际侦查协助的实践。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内地与港澳在司法协助、侦查协助机制、情报交流机制、联合扫毒行动、缉毒人员的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完善打击毒品犯罪区际司法合作机制。     

海峡两岸创业投资模式的比较分析

由于海峡两岸政府或当局对创投业的定位不同,从而导致两岸在创业投资中资金供给、制度供给两大职能发挥的差异,同时产业结构、资本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使得两岸创业投资在投资规模、组织形式、资金来源、投资领域、投资阶段、退出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特殊关系,使得两岸创业投资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当前台湾创业投资已进入成熟阶段,发展速度明显减缓,而大陆发展潜力较大、发展迅速.加强海峡两岸创业投资合作,对双方来说其结果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令人期待的是,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关系的不断改善和推进,两岸创业投资合作也将成为可能.     

略论中国内地与香港区际刑事犯罪侦查协助

在“一国两制”政策指导下,内地和香港存在的同一主权国家内不同法域的刑事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在打击两地跨境犯罪中产生冲突。建立和实现两地区际刑事犯罪侦查协助,是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地打击跨境犯罪的现实需要。     

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趋势、共识与思路

随着两岸经贸文化关系的日益紧密,建立两岸文化"共同体"的观念在海峡两岸逐渐形成深刻共识,,探讨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机制化发展成为后ECFA时代两岸社会的重要课题。现阶段的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在合作模式的探索和对话机制的完善上积累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局限与难点。未来两岸更需凝聚共识,以中华文化作为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最大的"公约数"与合作利基,正视现实,积极对话,推动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对话合作机制,努力实现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共同繁荣。     

略论诈骗犯罪的立法完善

略论诈骗犯罪的立法完善林肃娅诈骗犯罪由来已久，为人们所熟悉。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诈骗犯罪之复杂纷繁、花样翻新，造成的社会危害之严重，影响之恶劣，已大大地超过了传统观念中的诈骗犯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受制于以往社会经济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现...     

传销犯罪的界定与追诉问题研究

传销犯罪在我国应做狭义理解,仅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界定为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传销行为。其与相关诈骗犯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想象竞合,法律适用方面采用择一重罪论处的原则。在追诉标准的理解方面,应当从有利于打击传销犯罪的角度出发,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解释。对于非诈骗型传销犯罪,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同时触犯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论处。在传销与多层次直销的区分上,应当从经营目的、工作模式、管理方式三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证据的获取成为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所在,由于境内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容易造成跨境电子证据收集规则的不一,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协助难度加大.利用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等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方式可能会涉及侵犯他国的网络数据主权与国家主权,以及采取强制数据披露制度会使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可能性增大等问题均给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带来了挑战.因此,需要在坚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主的取证方式下、在各国的不同立法中寻求达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平衡;设立不同的适用条件对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进行规制,以维护各国的网络数据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加强全球数据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完善数据披露制度,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