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辞章句》训诂理念刍议

汉代是我国训诂学的兴盛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代的重要训诂著作之一.本文通过对<楚辞章句>训诂理念的分析,试图揭示<楚辞章句>所反映的汉代训诂学有理论成就.     

王逸《楚辞章句》训诂理念刍议

汉代是我国训诂学的兴盛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代的重要训诂著作之一。本文通过对《楚辞章句》训诂理念的分析,试图揭示《楚辞章句》所反映的汉代训诂学有理论成就。     

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阐释

《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自然当属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它的诠释视角较为广泛,涉及到经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诠释视野。本文主要立足于文学阐释的角度,从文学化的审美批评观、行文格调及民间文学化的意象阐释等角度加以审视,对王逸《章句》一书的诠释视角作一番剖析和说明。     

“楚辞”辑注与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

在“楚辞”辑注的细微变化中。屈原爱国精神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阐释和彰显：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以儒注骚及国家危机,使屈原作品在不断“重读”中,成为民族爱国文学的经典。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和关于屈原的论争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具有若干异于西汉的新特点,本文依据史料,在对此时期绍骚、注骚之总体情形观照的基础上,重点就王逸、班固关于屈原的论争及其依经立义的深层原因予以论述和探析,认为王、班二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既缘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更缘于其思想性格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进步与保守的对垒,毋宁说是人性深处之生命意志、生命情调的分野.     

关于"楚辞"的传播与"楚辞学"的分类--撰写《楚辞学史》的思考与探索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史”应该以“文学发展史”为背景,以“文学传播史”为参照,而以“研究”为主线。《楚辞学史》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写学术史,不应回避该学科的当代研究进程。强调实证研究,注重研究史料的丰富性与可靠性,通过全方位的信息载体,提供实证研究的范例。     

王逸之联绵词观考察

联绵词是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现象,《楚辞》含有大量的联绵词,通过分析王逸《楚辞章句》对联绵词的训释可以总结出王逸的联绵词观：联绵词是个整体,不可分释;同时,联绵词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从形式上讲,可以单用,也可重用,还可倒用。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

楚辞本身并不是美学著作,但却是研究中国美学不应忽视的角度。骚人遗韵,开辟了中国人审美生活的新境界。说到楚辞的精神气质“,自怜”二字最可当之。楚辞的“自怜”,一是自怒,二是自爱,三是自慰,三者一体相联。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楚辞的“自怜”还深藏着一种超越情怀,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托理想。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楚辞触动着中国艺术琴弦的最隐微之处,中国艺术的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的气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存在价值的追寻等,这些艺术世界的核心内涵,都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     

周建忠楚辞本体研究的方法与成就

在楚辞本体研究方面,周建忠知难而进,重拳出击,仔细考察楚辞本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综合运用双向互证、多重比较、追源溯流、以意逆志、宏微并用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容自若地由一个论题转入另一个论题,破旧立新,辨异析同,洞幽察微,解疑释惑,品文论艺,从而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扎实细腻的探究,在当代楚辞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林云铭与《楚辞灯》

清初林云铭,评注《楚辞》,著有《楚辞灯》一书。其评注重《史记》,并以屈注《屈》,务求《楚辞》本来面貌。又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大力疏通各篇文理脉络,以求其大旨。另外,其评注也有指摘前人讹误、另辟蹊径之处。林云铭引已为屈原同类,文中多代屈原而言之。其观点虽不能认为确乎无疑,亦自成一说,影响颇大。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毛泽东诗词与荆楚文化

生长于南楚故地的毛泽东,其诗词创作在人文意识、审美情趣、艺术风格上都与荆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豪放雄强的气势;卓然超越的品格;崇尚自然的情趣;典雅浪漫的文笔。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综述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于6月13日至16日在宁波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15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这次会议交流的论文74篇,论文提要16篇,内容涉及到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等七个分枝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