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加工

在中国众多的古典小说中,最受群众喜爱,最为普及的,恐怕要算《三国演义》了。无论城市或乡村,知识分子或文盲,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或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这是《演义》在艺术上的成就,因而才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使家喻户晓,妇孺咸知。《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自来有“七实三虚”之说。也就是说,它的骨架是历史的,而它的血肉却是虚构的,二者又巧妙结合,使人有天衣无缝之感。细节的加工修饰,使本来的历史面目,     

试论历史小说的虚构——兼谈《三国演义》虚构的得与失

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不应当拘泥于历史事实，而应当允许作者合理的想象与虚构。作为严肃的历史小说，应该本着虚实参半的原则去创作，做到虚实相生，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主要的历史事件与主要人物的性格应该符合历史的真实，虚构应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就失去了历史小说的特点，跟一般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作为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在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上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也时有败笔，远未达到尽善尽美。     

《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

关于《三国演义》史实与虚构的关系,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的学者们都有许多论述,但不管他们的见解如何相左,分歧如何之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看到了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美学原则问题。叶朗在《中国小说美学》一书中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概述,他说:“我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对小说的性质如何认识。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它与历史著作不同。金圣叹对它们作了区别,指出小说是‘因文生事’,而历史著作则是‘以文运事’。这     

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

小说的艺术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毛宗岗肯定《三国演义》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奇才”.小说情节的审美魅力,既在于犯而能避,“同树异枝”、“同花异果”,又在于变化莫测,“星移斗转”、“雨覆风翻”.尽管《三国演义》“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但并不排斥它在描述其他人物、事件时存在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毛宗岗坚持“虚实相生之法”,分析《三国》写人叙事,“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毛宗岗还通过与《史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诸“才子之书”的比较,肯定《三国演义》为古代“第一才子书”,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在历史镜子中照见的现实

鲁迅的历史小说独具风采。他把他的历史小说集命名为《故事新编》是很有道理的,他说这本书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是根据传说改写的东西”,“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这是说,他的历史小说,不是那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被人称为“教授小说”式的作品。鲁迅这样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评价文学的标准是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在于它有意突出的情感因素是渗透弥漫于全书的本质特征 ,使一部主要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诗意 ,成为耐人咀嚼的“有意味的形式” ,标志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准和创作性质。进而表明 :我国历史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 ,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     

《三国演义》——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部历史小说，在世界上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由于这部小说毕竟是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加之，修改这部小说的封建文人，既缺乏必要的历史考证知识，又受到了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在小说中就不免出现了许多违背和曲解史实，以及对历史人物的形象任意加以涂抹的现象。而历来研究这部小说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历史考证功夫，他们单纯地把这部小说当作历史看，甚至仅仅根据小说所写的故事内容来评论三国人物之是非，谈论魏、蜀、吴的成败得失，这反而导致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认识走向了误区。本文详细考评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演变过程，强调要本着了解历史真相而又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原则，来把《三国演义》的研究导向历史与文学的辩证统一的层次，并澄清中外广大读者把小说中的许多虚构当作史实来评议的失误。     

论《水浒传》对《说岳全传》的影响

自《水浒传》出,明清小说中讲史的一类便有了新的变化。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对史实的热情已然下降,而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命运则有更多的关心,即是“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亦当隶于讲史”;所不同的,史实以塑造人物的需要而有所不拘。     

描写人情,千态毕露——《岐路灯》艺术浅谈之二

有人说:“《岐路灯》一书,虽寓言,而描写人情,屈曲相尽”。的确,《岐路灯》一书在塑造人物方面,是有较高成就的。尤其是当我们把这部小说放在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长河中去鉴赏、比较、分析时,更可以看出它写人艺术的不可低估的价值。 众所周知,我国古典白话小说发展到明代,已完成了由群众口头创作到文人整理、加工乃至再创造的过渡。一些带有总结性的代表作已经形成,如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姚雪垠同志来我院讲学

著名老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姚雪垠同志,应我院邀请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五日下午来我院讲学.姚雪垠同志的讲题是:《漫谈中国小说的艺术传统》.他首先概述了中国小说发展的简单轮廓;然后他说:我们在研究、欣赏和学习中国小说的艺术传统时,应该很好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发展观,要看到小说的发展,总是受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意识的发展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的.小说艺术所呈现的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发展状态,正是应该从这里来理解.接着他分析了《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长篇小说.他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杰作,作者对史实和虚构,历史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作了大胆的     

纷纷世事无穷尽 几多衷情在梦中──浅论《三国演义》中的梦象描写及其思想意义

纷纷世事无穷尽几多衷情在梦中──浅论《三国演义》中的梦象描写及其思想意义刘昌安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它恢宏的战争场面、众多的人物形象、高超的艺术手法。精湛的语言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罗贯中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不仅以史实作为基础，...     

实中有虚 以虚衬实——浅谈《世说新语》人物塑造问题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是一部以历史人物言行为题材的“志人”小说。它从《国语》、《左传》、《史记》以及先秦散文中的历史故事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开创了我国“志人”小说的先河,与“志怪”小说一起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两大流派。“志怪”小说以虚幻神奇见长,而“志人”小说却以传神写照取胜。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基本上是忠于史实的,是否还有虚构成分呢?弄清这问题,对于肯定其文体的属性,深入探讨其写作特色,追溯小说艺术虚构的历史渊源,都很有意义。本文拟就这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我们认为,《世说》的人物故事不完全是“实录”式地刻板记录“人间言动”,其中有不少虚构或想象成分。有的是选取历史上或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或事,加以虚     

虚构的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 是怎样变异成史实的

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本是《湘江之战》一书中的艺术虚构。但它被当作史实写入不少作品,或作为毛泽东、杨开慧生活中有矛盾和冲突的线索,或作为理解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论据。这一方面说明《湘江之战》对毛泽东的艺术刻画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亦说明读者是误把这部带有艺术创作色彩的作品完全当作历史来阅读,混同了艺术创作与史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为了研究“真实的毛泽东”,对此有必要澄清,把虚构与史实加以区别。但读者在阅读实践中要做到善于区分艺术创作与史实的关系亦非易事。     

《三国演义》妙在假能乱真而不失其真——兼与叶朗等同志商榷

《三国演义》的“实”与“虚”一直为人们争论不休。这不仅关系到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也涉及到历史小说如何处理“实”与“虚”的问题。清史学家章学诚认为《三国演义》的缺点在于:“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主张“实则概从其实”。①胡适则认为“《三国演义》拘守的历史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所以只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②这些论点,不是失之偏颇,就是不符合事实。按照章学诚的“实则概从其实”《三国演义》就不能成为历     

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浅谈二书之不同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都是经过长期积累并在明代初年成书的作品,甚至有人认为作者也是同一个人即罗贯中。它们都是乱世英雄的颂歌,所以,明代建阳的书商熊飞把它们合刊出版,称为《英雄谱》本。但由于两书成书过程的不同,它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艺术风格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成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典范作品。一、庙堂之上与草泽之中《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志》等历史著作,又经过“讲史”艺人的创造,最后由伟大作家罗贯中写成这部巨著。所写的人物都是庙堂之上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这些人物有的是“有志图王者”,多数是想出将入相。即使像刘备、关羽、张飞那样出身卑微的人物,作者也并不着眼于他们“微时的光景”,而是写他们作为帝王、忠臣和名将的威严和神圣。全书虽然也有市民思想的色彩,但以儒家思想为主,歌颂仁义,反对霸道。它为我们描绘了三国时期风云变幻的彩色画卷,总结了中国自阶级社会以来直到明代成书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斗争经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小说没有一部比得上它。《水浒传》虽有一点历史的影子,但基本上是虚构的。它经过说“小说”【说短篇故事】艺人的创作,由伟大作家施耐庵在“小本”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写成了...     

从《三国演义》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兼谈传统文化心理和当前中国改革

《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它真实地、具体地描写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历史,自然不能不反映和表现这一个世纪内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因为《三国演义》是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它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从唐末的三国故事,到宋、元的有关三国的“说三分”平话,再到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再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谓弘治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接近罗氏的原作),最后由清初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加工成《三国演义》,一共经过了约九百年的时间。这九百年间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通过不同作者对     

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论毛纶父子之小说叙事理论

毛纶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形成了独到的小说叙事理论。毛氏提出“据实指陈,非属臆造”,明确了历史小说的独特性质;强调“结构”、“关目”,深入分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重视叙事方法,“相反”、“相引”见叙事之妙。毛纶父子总结《三国演义》的叙事经验,推进了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对于小说艺术实践和小说理论批评都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文学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我们讨论历史文学的真实性问题的时候,首先应承认它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在这个前提下研究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就容易有共同语言。 (一) 理论从创作实践中来,反转来又指导实践历史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它是由带文学性的历史逐步演变成为取材于历史的文艺创作。明乎此,我们不难理解,早期的文论家们,过份强调历史文学的历史依据并非臆造。明清之际,历史文学在社会上有了立足之地,但是这些作品大多没有脱除历史的樊篱,因其优劣不等,因而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讨论意见分歧很大。谢肇淛(1567—1624)在他的《五杂俎》中说得很精辟:     

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小说中的历史叙事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往昔年代的,以家庭颓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这些小说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它们往往不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的,在类似对话的情境中完成对历史的叙说,时时让人感觉是一种现时状态中的观照,一种现在对过去的追忆和探寻。本文重点讨论的即是80年代中末期以来的被学界称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这一文学现象和文学叙事。本文将这类只有“虚”的历史形态而无“实”的史实依据的纯虚构的作品视为并统称为新的历史叙事。     

历史·现实·讽喻——论《故事新编》的题材处理

《故事新编》是鲁迅研究中争论最多的作品之一。有人根据作品穿插的现实生活题材所包含的讽喻性,就认定它是“以故事的形式写出来的杂文”;也有人依据历史小说概念来评定,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能算作历史小说,只能是“一般的短篇创作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