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与千寻》看日本＂治愈系＂文化

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逐渐迷失自我的日本人希望通过平稳、安定的方式治愈心灵,逐渐产生了“治愈”文化。近年来,该文化形成了文学、影视、动漫等全方位的产业体系——“治愈系”。动漫作为该文化的载体更是首当其冲。《千与千寻》作为“治愈系”动漫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治愈系”产业温暖人心、净化心灵的特点,也体现了日本文化中自然崇拜、言灵信仰、无常观和集团主义等文化内涵。     

“红色经典”文学审美的文化性解读

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文化,特定文化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除了诠释革命理想、弘扬社会主旋律,融合展现出了解放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意味着“红色经典”文学具有综合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的审美意义.通过研究“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代的文化体制及社会审美文化,从由民俗文化、地域文化、语言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其所表现出的审美文化,进一步挖掘“红色经典”文学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却未得到足够重视，享乐主义等负面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亟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理想信念。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正能量、正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讲仁爱、重民本”的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四个全面”布局，开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造有为政府；“守诚信、崇正义”的思想有助于建立有效市场，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型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上述结论，建议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统筹处理“守”与“变”和“中”与“外”两组关系，抓好中小企业人员、基层官员、青年学生等三个“重点群体”,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爨文化特色新探

碑刻、姓氏、盟誓、“遑耶”、“鬼主”等五大文化,不仅是爨文化内涵中最具地方民族特色的部分,而且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练、务”上下功夫，打造学习型街道文化

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建中街街道党工委以打造学习型街道文化为目的，提高街道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为民服务本领为根本，建立创新型街道文化体制为目标，着力在“学”、“练”、“务”三字上下功夫，大力发掘先进文化素材，促进街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法治文化补强及文化法治构建——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实证分析

近十年来,浙江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重要抓手,形成了乡村振兴、基层文化治理的浙江样本和独特经验。杭州文化礼堂建设是彰显浙江文化特色的文化地标,初步形成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与省级政府部门共同构建的相关政策与规范体系,并不断完善市本级层面的规范体系。这些文化礼堂政策和规范的出台,不断激发基层农村文化建构和文化生活营造的主体性意识,有助于改变“权力导向型”文化体制下的“文化依赖”,但当前农村文化礼堂研究大多侧重规划学、管理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视角,亟待加强法治视角的研究。从文化法治和“文化国家”的角度观之,基层文化礼堂建设与发展仍然存在“法治文化”关注和投入不足、缺乏“文化法治”的顶层设计等短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礼堂文化建设的“法治文化”嵌入、加强多元化乡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以及加强基层文化“法人化治理”的法治转型。尤其是要强化《宪法》第22条国家文化引导与发展义务条款的规范作用,促进基层全面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文化法治义务,以迈向在文化法治引领和规范下的文化生活之建构,最终达致一种深嵌在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中的文化法治之图景。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现状及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之都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并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宽容开放的城市形象使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集群化模式，在空间构架上产生了以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园区。其中，奥运创意经济园以奥运场馆、设施和奥运村为主体，具有鲜明的品牌效应。而奥运经济本质是创意经济，其经济影响效果可概括为“科赫曲线效应”与“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在关注奥运“景气效应”的同时，也要了解奥运“泡沫”存在的可能性。     

湖湘文化创新与湖南经济发展

文化是经济生长的土壤,与经济发展是一种正比例关系。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亦存在两面性,其优良文化品质为湖南经济提供强大精神资源、智力支持和发展契机;其“重理轻欲”“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传统价值取向养成的集体“道德人”和“政治人”特点,阻碍湖南经济发展。创新湖湘文化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反思湖湘文化精神实质,促成文化新合力;科学扬弃湖湘文化传统,实现文化重心大转移;同步推进社会体制创新,营造文化创新良好环境。     

大学生“考证热”的社会学分析

出于“逃避自由”的社会心理,大学生考证热潮迭起;“证书”作为一种“信任系统”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在彰显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同时也导致“泡沫教育”、“人才高消费”、“知识失业”等非理性化的社会负功能。大学教育不应成为单纯的“考证”教育,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大学精神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     

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性质变迁与政策意义

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既有联系,又存在重大区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于“市场配置、公开竞争、契约管理”这三大基础上,由此形成了“资源跨体制流动、身份弹性管理、契约竞争”三大特征.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立足于“计划配置、干部任命、专业技术”这三大基础之上,由此形成了“资源体制内循环、身份刚性约束、行业壁垒”三大特征.在我国改革转轨的过程中,区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性质差异有助于明晰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思路,建立科学的公共文化政策基准.     

绿色湖南视域下行政文化的生态化需求及其社会化

建设绿色湖南,是省委、省人民政府全面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四化两型”战略,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提升长远竞争力的重大举措,在绿色湖南建设过程中,作为主导力量的政府必须进行行政文化的创新,形成“生态优先”的行政价值取向、“公开、透明、公平”的行政责任理念、“平等、民主、多元、参与”的行政权力观、“科学、系统、创新”的行政思维方式以及“弹性、及时、开放”的行政系统观。同时,行政文化也要经过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才能在行政实践中切实发挥作用,可以从行政制度推力、行政主体自觉推力以及行政客体推力等方面来推动生态型行政文化的社会化,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绿色湖南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全球化视阈下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创新

民族认同作为经历了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会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被强化或者被削弱。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认同不仅涉及成员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溯、挖掘与重构,而且也关涉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及文化博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博弈。应对文化霸权以其发达强势的文化渗透所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断裂,不是简单的"回顾"与"模仿"而是"创新"与"重构",必须要认真反思"认同危机"与"文化空场"问题,从战略高度上采取种种措施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与"建构"民族文化身份。     

马克思东方文化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嬗变:一是早期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视域下,马克思主要对东方文化的落后性进行了批判;二是晚年马克思探索东方文化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因素",并提出未来社会文化"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的复活"。上述思想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马克思的东方文化思想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既要正视自身的文化落后性,同时也要立足传统文化发掘"新生支点",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高校文化软实力探析

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研究文化软实力和高校文化软实力,先要对文化的定义进行理解和分析;要从多视角来分析文化软实力这18种“力”是各种各样“力”的有机融合;深度分析高校文化软实力5个方面：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创新体系、校园文化、学校品牌。因此,提升高校文化软实力要在这些方面切实加强建设。     

论改革开放以来主导文化视野中的流行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流行文化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然而，在主导文化看来，流行文化的“对私域的发现和重视”、“对娱乐的追求和迷恋”和“对权威的消解和利用”正是流行文化的“低俗化”倾向，而这一“低俗化”问题的实质在于流行文化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     

“东方文化”正义

作为文化概念的“东方”（Orient）来自西方的“东方学”（Orientalism）,其范围主要是东亚、南亚和西亚北非三大文化圈。“文化”一词是西文Culture的翻译,与nature（自然）相对于而言,义为“人类创造的非自然现象”。“东方文化”概念虽然歧义叠见且变动不居、受西方话语支配曾含有贬义、多元多重而无实体,但一方面由于约定俗成而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由于文明冲突的现实基础和长期东方学研究的学理基础而难以被解构。     

民办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思考简

从民办高校当前内涵建设的客观要求出发,从“内”、“外”两个方面梳理总结民办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现状。进一步分析当前民办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民办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途径：完善富有实效性的外部制度文化;健全有激励作用的内部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建设的核心是育人。     

秦文化的超地域特征和跨时代意义

从空间和时间的视角进行考察,可以注意到秦文化超地域的特征和跨时代的意义。秦文化自然有区域文化的涵义,早期的秦文化又有部族文化的性质。秦文化又是体现法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种政治文化形态,也可以理解为秦王朝统治时期的主体文化和主导文化。秦文化也可以作为一种积极奋进的、迅速崛起的、节奏急烈的文化风格的象征符号。总结秦文化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应当注意这样几个特点：创新理念、进取精神、开放胸怀、实用意识、技术追求。秦文化的这些具有积极因素的特点,可以以＂英雄主义＂和＂科学精神＂简要概括。对于秦统一的原因,有必要全面地总结。秦人接受来自西北方向文化影响的情形,研究者也应当予以关注。     

日本高校体制及薪酬制度的研究与思考

日本高度重视大学教育,将其称之为"知识和创造力的时代牵引车",在高等教育13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培养社会顶级知识精英的国立大学,地域文化"保护神"和传播者的公立大学,以及数量庞大的自治灵活、善于经营的私立大学。在三类大学体制下,建立起了职级与级俸错落有序,补贴和奖金各具特色的薪酬制度,成为激励教师安心教学科研、奉献社会,以及创造力发挥的重要制度保障。泡沫经济的崩坏和"少子化"时代迫使国立公立大学进行法人化改革,薪酬制度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在分析日本高校的制度结构和变化过程中,引发了对法人化高校体制改革的趋利避害、薪酬中轴线与有序薪酬制度、提高大学教师的薪酬定位、科学把握高校竞争与公平之度,以及推迟大学教授的退休年龄等诸多思考,可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提供可参考的"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