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壁画表录研究

这篇论文首先就原李盛铎藏敦煌遗书壁画表录的写本基本概况作了介绍,并重新录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其作为敦煌壁画表录的性质,然后联系实际探讨了该表录在画史上的意义,以及写本的抄录意图等相关问题.     

“八仙”与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P·3810号《湘祖白鹤紫芝遁法》中载:“夫白鹤紫芝遁乃汉名将中离翁传唐秀士吕纯阳,纯阳,韩湘子阐扬大教,广发慈悲……今以仙术留传于世”等等。此法后面是《白鹤灵彰咒》、《鹤神所在日期》。此外还有其它几种神仙法。据初步考证是唐末五代初的写本。其中的“汉名将中离翁”是鲜为人知的最早记载钟离的资料,同《宣和书谱》的“神仙钟离先生,名权,不知何时人。间出接物,自谓生于汉。吕洞宾于先生执弟子礼。”     

敦煌藏经洞遗书的特点

梁粱在1986年第二期《敦煌研究》发表文章认为,作为敦煌学研究的主要材料之一的敦煌遗书,有如下特点: 一、数量大。据不完全统计,总数达四万五千多件流散在国内外的有相当一部分现今无法查清。其中佛教经典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二、时间长。敦煌遗书纪年最早的是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公元256     

敦煌石室遗书类型述略

敦煌遗书包涵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人喻谓“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敦煌遗书是研究我国古代宗教、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经济、土地制度等学科的重要文献。在文献类型上大致可以归纳为宗教经典、儒家经典、文学资料、史地资料、社会经济资料、语言文字这六个部分,现将其内容及研究价值综述如下: (一)宗教经典:包括佛教文献、道教文献及其它宗教文献。     

略论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

在浩繁的敦煌遗书中珍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学典籍,而在这批文学典籍中,甘肃籍作者和外省籍旅陇作者的作品又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在述及甘肃文学发展历史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些作品的客观存在。同时,由于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乃至艺术风格,都和甘肃地域的、历史的某些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生动真实地展现出唐五代以至宋初时期敦煌地区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而且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敦煌历史上文学活动的一般规律,所以我们就更应视其为甘肃文学     

敦煌遗书之收藏及数量

1900年,敦煌遗书的发现,为我国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我国学者利用敦煌遗书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的学科由此填补了空白,有的改变了状况,有的甚至推翻了某些长期公认的定论。 但是,敦煌遗书发现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时代,许多遗书被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考察团”窃去,部分为国内官僚地主及私人收藏。因而其收藏特别分散,数量亦不明确,这给敦煌学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并且,敦煌遗书发现已八十多年,敦煌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敦煌遗书之收藏和数量,还不完全明确,甚至许多人对敦煌遗书的数量,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就阅读有关文献所得,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将敦煌遗书之收藏和数量作一简单叙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其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其价值方广　，许培玲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中西古代交通之重镇。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内地传播，敦煌也就因此成为佛教的重要活动地区。北魏以后，敦煌一直是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直至宋初，敦煌战乱较少，社会发展...     

敦煌遗书中的《呼吸静功妙诀》

巴黎新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卷约为唐末、五代时抄写的道家符咒之类的卷子,编号为3180.其中有一件《呼吸静功妙诀》,为不可多得之中国气功科学史资料.现以简化字录下,以飨好之者: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元,以心为根,以肾为蒂.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人心肾相去八寸四分.     

简评《敦煌劫余录》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一据王圆箓的荐疏《草丹》(原件现存敦煌研究院)中说,他于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号窟),并陆续取出其中的宝藏。藏经洞中原来庋藏的那些各种文字的写本、刻本,以及绢本或纸本的画幅画幡,还有若干法器等,经过多次劫夺、收集,现在分散各国各地,人为地造成了重新整理工作的困难。     

敦煌遗书P4065表文三件的初步考释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著录P4065号《表文两件》实为表文三件之抄件。这三件表文抄件,原皆失题,未署年月。笔者初步考释,全是归义军营氏时期的文献,记载了若干佚史佚闻,有着重要史料价值。     

敦煌遗书S.4400《敦煌王曹镇宅疏》新校并跋

敦煌写卷Ｓ．４４００正面所写《敦煌王曹镇宅疏》,是宋初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延禄因居宅之“百尺池畔,有地孔穴自生”而恐惧有灾祸生于宅内所举行的斋醮仪式上所用的文字,写卷缺题。对于该文,前人曾做过校录,其中主要的有：刘铭恕《斯坦...     

敦煌遗书中的“唱导”仪式与唱导文之关系探微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唱导文数量并不算多,但却弥足珍贵.透过这些唱导文,我们可以考察六朝以来唱导仪式的变迁,从而深层次地探讨唱导文与唱导仪式之间的关系.     

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倍出,而学界尚未对此作出系统梳理.本文分别从敦煌行政建置沿革研究、敦煌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研究、敦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敦煌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敦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对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概况进行回顾,以就教于学界.     

叶昌炽与敦煌研究

在敦煌研究史上,第一个对千佛洞珍贵的文物宝藏作出记录并加以研究的学者,是当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 叶昌炽,字鞠裳,原籍浙江绍兴,先祖迁到江苏吴县(即今苏州)。生于一八四九年,卒于一九一七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清代自顾亭林始倡实事求是之学,形成考据学风,遍及经学、小学、金石、算学、史学、历数诸门,按地域则有皖派、吴派、扬州派等诸流。至晚清,考据学风虽稍衰,然学者于版本目录、校勘、金石等学,仍倾注相当精力,取得丰硕成果。叶昌炽生当同治光绪年间,地处吴门文人荟萃之地,所交往的师友如潘伯寅祖萌、吴枪斋大徵、冯景亭桂芬、王苇卿颂蔚、缪筱珊荃荪、沈乙庵曾植等,均为一代学者,叶氏本人则于金石碑版之学尤为潜心,上下访求历代碑拓达八千通,自编《五百经幢馆目》《百衲帖》,并著有不朽著作《语石》,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总结了中国的石刻学。     

曾国藩与《船山遗书》

<正> 一、曾国藩接触《船山遗书》的师友渊源 1839年,船山七世孙王世全,请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等人帮助,首次搜集刊刻了《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多卷。这就使当时的一代著名学者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罗泽南、罗绕典等一大批人,能够直接受到《船山遗书》的深刻影响和启迪,并由此引起了清政府一大批要员对船山的重视。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太常寺卿     

王船山遗书序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伪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紬全编乃为序曰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义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贼仁厥後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     

船山遗书精义

俟解不获其身易。不见其人难。艮以一阳孤立于二阴之上。阴盛之世其庭之人。皆无足见者也。其是非鄙。其毁誉诬。其去就速。其恩怨轻。苟见有其人而与之就。不用也。流俗污世。不可舆同也。见有其人而与之竞。亦不用也。其喜怒无恒。徒劳吾之喜怒。而彼不受也。孤行一意。回不与之相涉。方且忘其为非。而况或取其一得之是。鸟兽不与同群。唯不见其人而已。是以笃实之光辉。如泰山乔岳屹立群峰之表。当世之是     

季羡林先生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从敦煌文化的历史定位问题谈起

季羡林先生关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及其汇流地区所在问题的论断对敦煌文化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季老的论断对于回答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据以认定:敦煌文化并不是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专属于中原传统文化的,是专属于古代中国文化圈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敦煌文化所在地敦煌地区虽然也有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的明显表现,但这里的文化内部构成并不同于作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中心的西域,而是中原传统文化及其体系始终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     

义征刘氏与《船山遗书》

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申义》,目的是攘除满清,激励汉种的历史。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对船山遗说的理解竟然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深思。     

仪征刘氏与《船山遗书》

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申义>,目的是攘除满清,激励汉种的历史.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对船山遗说的理解竟然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