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回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历程，从理论构想到实践生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理念，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方案，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具有同质化倾向、强权性缺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同心圆”模式的现代化路径，走出了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实践困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对我国“西化”、“分化” ,实行“和平演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奉行并长期实施的既定战略。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党做过大量的工作 ,也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 ,也不能否认 ,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时紧时松的一面。每当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或危机时 ,对这个问题就抓得很紧 ;而当形势好转时 ,就仅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句口号 ,有时连口号也不提。可以说 ,缺少一个战略规划 ,缺乏一贯性。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 ,充分认识“西化”、“分化”与反“西化”、反“分化”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现了回春景象。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西化主义”,又成为广大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作为作者《理论与经验：历史视野中的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一书的阶段性成果,对“西化主义”思想产生的渊源、演变的轨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用大量有力的史实说明：“西化主义”是刻意照搬的“拿来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是非此即彼的二维逻辑推断,是现代化的误区;对非西方社会而言,其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从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内在驱动力,对欧美富有创见的制度与方法进行多元选择和理性借鉴     

道路与道理：论边缘—边地的文化遗产特性

“中国”自古就是以“一点四方”为基础和机理的政治地理学建制。这在我国的第一部地理著述《禹贡》中就已确定。“贡”就是从四面八方向“中邦”(中国)提供贡品服务的“五服”。在西方,“条条大路通罗马”大致描绘了同一个景象：道路—道理;中心—边缘。古代文明都有中心说,这也成了人们认知和表述时的话语主控叙事。边缘—边地虽与中心同构,但作为从属者,其历史文化遗产大多被忽略、忘却。事实上,边缘—边地对于中华民族在文化遗产的创造、传承和保护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陶瓷、丝绸、茶叶等都历史性地形成了“前一带一路”的形态和形制;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形态、有些类型甚至比“中心”更有优势、更具特色。因此,从边缘—边地反观中华文明不仅具有反思价值,而且意义重大。     

沃勒斯坦"中心-边缘"论述评

“中心—边缘”论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观点 ,主要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中心—边缘格局和不平等性质两大部分。通过对中心—边缘格局和不平等性的论述 ,沃勒斯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确立了一个宏观定位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与其“世界历史”理论相统一,前者属于策略原理,后者则具有理论原理与策略原理的双重含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特殊“跨越”的实践结果;它开创的是一条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的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未来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将取决于其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费孝通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

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咨询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创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也是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可行性,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历史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创造性实践大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拓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勇气、智慧和能力。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还将以新的更大成就,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人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人类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一带一路”贸易关系演变特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贸易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18年全球双边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贸易网络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共建国贸易网络呈均衡化发展趋势,且中低收入国家贸易关系改变显著。（2）各国通达程度提升明显,贸易合作伙伴搜寻潜力较强。（3）贸易网络中存在两个重要板块,一个是贸易结构较为复杂的“中心”板块,一个是扮演中间纽带的“经纪”板块,此外,2014年以来,边缘节点逐渐由“外围”板块转移至“经纪”板块。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坚持唯物史观 实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反思。过去,由于曲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逐渐滋生了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克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     

“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核心价值,证明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原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中国模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等有益的启示。     

从“西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定位

“西化”道路、“两步走”道路,一个彻底失败,一个中途陷入误区：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历史迷途,接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主题;中共十五大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三常”法治观的刑法哲学之维

在“西方现代性范式”大行其道的中国“法治”语境中,陈忠林教授所倡导的“三常”(常理、常识、常情)法治观弥足珍贵。“三常”不应是倡言者一个人的“三常”。笔者以刑事法治为分析中心,运用刑法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立体思维模式对其予以解读和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其中贯穿始终的“三常”范式超然于“应然”与“实然”之间,为人们寻求“应然”与“实然”高度结合的刑事法律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理论道路。最后,笔者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追问和质疑。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发展构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在以石家庄市为核心构建京津冀城市体系“第三极”过程中，“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需要得到重视，依托该条城市链可以将石家庄市与济南市连接在一起，衡水市成为石家庄市与济南市间联系的节点。“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是一条复合城市链，由北链、中北链、中南链、南链等四条城市链组成，在石家庄市、深泽县、衡水市和宁晋县构成的四边形的中央区域内构建中心城镇环，形成“中心环+三角形+一链+一带”构架的中部连接带，将晋州市南端、辛集市西端、宁晋县北端、赵县东端、藁城区东端整合在一起，以“深泽县—宁晋县”城市链为公共边建构“石深宁”三角形和“衡深宁”三角形，在两个三角形的中心分别形成“K芯”构架和“X芯”构架，使得三角形的中心与三边得到协同发展。     

“第三条道路”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第三条道路”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欧国家勃兴并波及世界的一种政治理论,其基本主张的合理内核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以制度建设为基石,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和谐世界”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构建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论依附论学派的中心—边缘思想——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的中心—边缘思想演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拉美经委会的一系列政策失败，致使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受到各方批判，甚至导致了拉美经委会衰落的后果。但是，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却因为“依附论”的兴起而得到了扩散。事实上，依附论是把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加以应用的，是直接地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成的大量边缘国问题的。同时，依附论没有在普雷维什那里驻足，而是把普雷维什用以解释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边缘思想用于对一国内部的考察，认为中心—边缘结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依附论认为，对于边缘国来说，要想获得发展，就不仅要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同时需要认识到其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去寻求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对策。     

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探析

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先是搞“大跃进”式的“赶超战略”,其目的是赶超世界先进国家,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后是进行“备战型战略”,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手段搞经济建设。前者以良好的愿望开端却以普遍的幻灭而结束;后者则为中国经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为后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俄罗斯的转折：从普京到梅普组合

从2000年起,“普京”在俄罗斯甚至在世界成为人们嘴边经常出现的词语,俄罗斯从此进入“普京时代”。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期间,政治经济走上了有序的发展轨道,国家实力显著提高。国际舞台上的俄罗斯正力图重返世界强国的地位。2007年至2008年俄罗斯相继迎来杜马和总统选举,这是普京执政八年来重要的权力交接,2008年5月7日,饿罗斯联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俄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正式成为俄第三位总统。随后,他提名卸任总统普京为政府总理。自此,俄进入了一个以“梅普组合”为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梅普组合”是“普京时代”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对普京而言,这是一个“离任不离权”的安全过渡模式。普京虽然从总统变为总理,但他同时还出任议会多数派统一俄罗斯党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其手中实权不逊于现任总统,这种政权结构无疑有利于保持普京方针的延续性。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在中国化与西方化之间—20世纪的两次社会论战述评

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在中国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有过几次争论，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期与末期的两次社会论战进行述评，提出虽然时代不同，论证各方观点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实际上都为“中国化—西方化”两极之间的张力所约束。文章认为，只有超越这种张力，才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中化与西化一百多年争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