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着众多的严峻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国的科学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其内容概括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而近年来兴起的转基因技术将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地商品化种植以来,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转基因抗虫棉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2008年我国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380万公顷,占我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66％。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对于我国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此外,在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同时,还应制定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则和制度,在让转基因作物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避免其潜在的风险。     

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

美国转基因作物商品化已历经了14年的发展,2000-2004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若干报告评估其对环境及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为了填补转基因作物对农场层面影响的研究空白,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起了这项研究,并于2010年发布了一个最为全面的评估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报告。报告仅针对科学问题发表观点,在对基于同行评议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做出总结与建议。研究表明转基因技术为美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而有关社会效益的研究尚未被涉足。报告还阐明了转基因作物未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就如何发挥该技术的潜力从作物管理、未来研究方向和发展方面提出了建议。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农业转基因技术日益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了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立法与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多方管理情况下联动机制的缺位、社会公众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失落、转基因生物损害救济制度的缺失、转基因废物处置制度的立法空白等,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立法实践,应采取相应的法律制度完善措施。     

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

美国学者Robert L．Paarlberg认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主要有这样四种：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务院在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界,把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2001年）,中国采取了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采取了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反思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历经10年有余。从纵向的发展方向,通过归纳和内容分析法对各种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反思学术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依据。而通过解构的视角可以得出其理论展开呈现出＂生物安全性＂＂产业化取向＂＂具体政策选择＂3个阶段性的特征,这3个特征分别成为了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理论研究呈现出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四大学科视域;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理论建构研究,还有待在转基因作物定义的界定、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战略的定位、中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发展的战略审视、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公共政策学的思考、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不可行性论证＂5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改进。     

美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行政监管特点分析

肖唐华、周德翼、李成贵在《生态经济》杂志2008年第3期发表“美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行政监管特点分析”一文指出,美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行政监管主要由农业部、环保署及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部门之间分工明确,且建立了高效的协调机制和良好的公众参与制度;监管部门均设有下属专业的管理单位,     

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法治管理现状及对策——基于美国转基因稻米污染事件的分析

美国发生的转基因稻米LLRICE601污染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美国健全的法律制度，使该事件的处理具有完善的制度保证。我国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着制度缺乏和执法不严的问题。我国应构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安全评价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救济赔偿制度，实现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高知群体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知与态度——基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中国访问学者的调查

采用焦点小组讨论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知与态度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高知群体没有主动了解有关转基因信息的行为与习惯,虽然他们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不高,但对转基因技术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普遍较高,同时,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安全性也表现出担忧。对于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态度,受访高知群体总体趋于负面,支持国家发展和推广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人不多。     

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措施及中国的应对

WTO协议允许成员为保护环境采取贸易限制或禁止措施。但该措施应为实现合法目标的必要措施,不违反非歧视原则,并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否则就构成了绿色贸易壁垒。《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环境为目的,但实际上并非实现该目的必要措施,反而对国际贸易造成障碍,造成新型绿色贸易壁垒。文章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的应对措施。     

基因漂移生态风险的法学解析与治理路径——以转基因作物为例

转基因作物的扩大种植正加剧着基因漂移产生的外部性生态风险;在该基础风险之上,制度设计缺失、监管力度不够、社会信任危机还将这一风险不断放大,而其根本症结在于基因漂移导致的污染产权界定不清。文章采用侵权理论,提出将基因漂移产生的污染产权分配给传统作物种植者,并提出从宏观立法建构、微观责任建构以及局部规则补充三个方面进行基因漂移侵权体系的整体搭建,以期能为基因漂移的外部性治理提供一些有效的私益救济路径。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与信息传播的改进——基于公众权益保障视角

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过于狭窄,标识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以及食品标签内容存在欠缺;在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方面,有些媒体在传播有关信息时存在偏差,加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能力较差,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恐惧感。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上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中,为保障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改进标识方式和内容;专家、科普工作者和媒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向公众传播转基因食品技术和知识,要注重双向互动和沟通交流,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出口调整——“优胜劣汰”与“提质升级”

在全球化新形势下,技术性贸易壁垒被很多国家频繁使用,中国尤其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本文基于人工收集的WTO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与特别贸易关注案例数据,结合2000—2010年中国海关微观企业出口交易数据,定量检验了发达经济体对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的总体影响,及其对中国微观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和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和实现机制。主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壁垒冲击并未削弱中国总体出口,相反地,遭遇壁垒后中国出口价值、数量、出口企业个数均呈现净增加效应;第二,净效应背后是企业显著的“优胜劣汰”和“提质升级”动态调整,尤其是中国出口逐渐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集中;第三,净效应存在多个维度的异质性,尤其与企业所有制特征相关,出口质量显著优化的净效应主要出现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     

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倡议转基因技术应“对人类发展高度负责”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日前发布《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号召广大科研人员加强职业操守,规范科研行为,促进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倡议指出,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开发应自觉遵守国家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     

国际社会对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及中国的对策——以“试错权作为母权论与相互赋权论”为核心的考察

转基因发展已成大势所趋。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以孟山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生物技术巨头将转基因技术不断向全球推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试错权作为母权论和相互赋权论的视角,美国通过对别国的转基因技术渗透,其在转基因方面的试错权已经穿透了许多国家的主权壁垒。有鉴于此,中国应该联合其他国家,要求美国进行赋权,比如监督权、知情权等系列权利。同时,中国应担当理念的传播者与规则的制定者,在转基因方面争夺话语权,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欧盟贸易壁垒条例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与实践——以“美国音乐作品许可案”为例

通过美国音乐作品许可案分析了欧盟贸易壁垒条例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领域运用的具体情况,指出其对知识产权保护是以严格遵守TRIPs协议及其他相关国际公约为基础的,我国可在知识产权案件的调查取证、公共利益认定等方面借鉴欧盟贸易壁垒条例的经验,挖掘<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条例>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潜力.     

对抗,还是缓和?——核危机下伊朗对美政策解读

内贾德上台后,伊朗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又注意讲求策略,避免矛盾彻底激化,其真实意图是促使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从根源上解决核问题。伊拉克战争后内外交困的现实处境是伊朗寻求伊美关系缓和的根本原因。在伊朗已经愿意有条件妥协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关系缓和的可能。如果美国在关键问题上不做让步,伊美将会走向军事冲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将是美国的优先选择。     

“Discipuli”,还是“■egnas”?——古英语用语初探

本文通过比较古英语名篇《圣安德鲁》的两个不同文本来探讨古英语散文和诗歌用语的差异问题。作者首先对两部作品中的语言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古英语散文本中的用语质朴简炼,很少出现华丽的词藻和意象,相反,诗歌本中却充温着铿锵的头韵、奇特的代称比喻,以及同义词群落。对于这种用语差异的进一步考察又揭示出古英语散文和诗歌的不同文化背景:散文本中的选词清楚地反映出教会拉丁文的影响,而诗歌语言则颇具日耳曼部族的异教色彩。文章的结论认为古英语散文和诗歌的用语之间确实存在差别,认识这种差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古英语文学。     

形似,还是神似?——谈谈“でぁる”的用法

本文主要通过对的构成、接续法、及其在句中的语法作用和语法意义的阐述,来说明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用法。即:(1)作判断助动词用。此时,又有作终止形和连体形用的区别;(2)作形容动词词尾用;(3)表示某种集体活动在某处进行,或在某处发生某事。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由美国转基因产品“黄金大米”引发的思考

由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不确定,整个世界有关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受到全社会的伦理审视和极度重视,各国制定极为严格的监管政策对转基因食品的研发、生产、流通与国际贸易等环节进行规制和管理.通过对国际上和中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对比认识,提出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基本思路,有助于国家制定既能保障食品安全,同时又能促进转基因技术创新发展的安全管理制度,为中国转基因技术的突破及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