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农民组织化视角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兴起新一波的工商资本下乡热潮,迫切要求建立资本下乡促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新一波资本下乡的兴起源于农村利润空间及国家政策支持,其客观效果是使农民卷入到更广泛的市场体系中,获得收入增长的机遇。实践经验表明,在具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工商资本与乡村社会互动面临的交易成本困境、公共资源配置困境及利益再分配困境,均可以通过村社组织有效破解。与其它合作经济组织相比,我国的村社组织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基层组织,具有组织成本优势、资源优势和合法性优势,因而能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基础。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社会的本质新探──基于人的极限及人类组织化的分析

本文认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的极限,而组织化是人类克服自身极限的有效途径,通过组织化,使专业分工不同的个人在集体中形成了整合的力量。组织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社会。     

政策相关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以比较中美干预儿童虐待政策为基础的分析

当社会问题成为政府议题之后,对能否形成具体政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相关组织体系的组织化程度.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政策出台之前积极展开儿童保护实践,为政策的具体化提供了基础,最终推动了国家政策出台.中国干预儿童虐待政策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规划和推动,政府主办的儿童服务机构是儿童保护服务的主体,但这些机构没有与儿童虐待问题很好地对接,同时非政府组织也缺乏服务经验和基础.中国儿童虐待干预政策相关组织的低组织化程度延缓和阻碍了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解决这一困境的重点是对与儿童虐待问题相关的组织间关系进行调整、培育和增强服务型组织的功能,优化组织间的协调.     

再组织化过程中的地缘关系——以地缘性商会的复兴和发展为视角

地缘关系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均构成了组织化的重要机制,它是同乡群体在异地生存中获得情感归属、建构身份认同、扩展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近二十年来,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商会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地缘性商会又具有其独特性质,既表现出中国社会重乡土乡亲的传统及由此而形成的凝聚力和信任感,同时这种族亲、乡缘意识中的"家庭主义"倾向也构成了制约商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突破地缘性商会中的"家庭主义"局限,对于其朝向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村域实践——基于H省L村的实证分析

近几年,脱贫攻坚一直是国家工作的首要任务。如今,乡村振兴将与脱贫攻坚共同推动我国农村地区持续发展。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战略要求、发展主体、体制运行方面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但二者在战略层次、政策对象、发展目标方面存在政策差异。基于对案例地乡村振兴与脱贫的实践分析,案例地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期工作效果显著,但也面临产业发展困境、青年返乡创业困境及村民参与度不高等挑战。对此,案例地应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角度鼓励原住民参与、保证帮扶干部工作稳定性等,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实施。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     

离散与聚合:社会变迁中的桃源文化——浅析浙江省上虞市桃园村新乡村文化现象

桃园村的桃源文化是在城乡互动中聚合而成的新乡村文化,它展现了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多元文化冲击之下"形散而神聚"的特征,表明了传统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延续性和适应性.而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和谐从根本上反映的正是人们内心的和谐,因而乡风文明的构建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论熟人社会的竞选——以广东L镇调查为例

村庄竞选的激烈程度与村庄经济资源和村庄社会结构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广东L镇村庄选举调研为基础,讨论了竞选得以发生的前提、竞选的机制和竞选对村庄熟人社会的影响,重点是占有较多经济资源但是农民原子化程度高的村庄的竞选机制及其后果。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以农民上访为问题意识之来源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上访数量不减反增,让学界和政策部门深感困惑。通过对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方利益主体行动逻辑的探讨,结果表明,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是造成农民上访增多的主要原因。本质上,上访制度与法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上访制度能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上访甄别机制的存在,如果还不能废除上访制度,就需要重建上访甄别机制。     

思维转向、组织建设和项目下乡:分裂型村庄的善治路径研究——以豫北L村为例

在国家项目下乡背景下,分裂型村庄如何避免派系恶性竞争,趟出一条从组织村民开始的有效治理路径?以豫北L村为例的相关研究发现:自上而下地“赋智”于村党支部,构建了超越村庄派系政治并发挥既有资源优势的治理思维;村党支部以组建“铁姑娘队”为抓手,对村庄妇女进行“赋权”“赋能”,使其在环境治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了内生的治理效用;以农村妇女自组织建设链接村庄有效形成从省妇联项目下乡开始的体制内项目信任连带效应,为村庄探索出一条从软性公共服务项目到硬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再到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善治轨道。     

货回族农村妇女社会资本的占有和动用状况及其分析——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L村为例

以回族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分别对回族农村妇女社会资本的占有和动用情况做了描述和分析。研究发现,回族农村妇女社会资本占有量不足,社会资本动用能力较弱,与她们的社会网络状况和其他因素相关。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近代乡里制度转型中的“公权下探”现象解析——兼及乡村自治失败的原因

伴随近代乡村自治的开展,县以下进行了更为细密的行政区划设置,建立了区乡行政,创设了自治监督制度,以行政权力为代表的国家公权下探至基层社会。近代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公权下探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又由于权利和民主观念的缺乏,也使得公权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随意扩张。在公权下探的背景下,乡村自治的空间缩小,自治团体的独立渐失,自治的民众基础被损毁,近代乡村自治最终未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