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务公开的立法方式

根据各国检务公开的相关规定,可以将立法方式分为三大类.我国检务公开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公众在检务公开中的知情权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不同立法方式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历史背景.我国检务公开立法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对涉诉性检务公开进行完善,二是通过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对非涉诉性检务公开进行立法.其中,在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之前可以允许地方先行立法探索.     

检务公开立法的中国表达

检务公开制度实行已逾15年,该制度的变革与深化缺乏动力、理论研究较为贫乏、检务透明的量化指标仍略显逊色。检务公开制度的变革与突围,应由司法推进转向立法推进,坚持唯物辩证法,从检务公开制度的立法模式选择、公开生成与成长的哲学溯源、刚性规范之内容预设等层面,勾勒法治中国建设与检察改革背景下检务公开立法的新图景。     

检务公开中权利救济制度之构建

在检务公开中,权利救济制度的构建应当依照"权利→侵害→救济"这个逻辑主线进行分析和论证。按照权利内容的不同、权利属性的不同和权利主体的不同,在检务公开体系中,共涉及知情权和隐私权、诉讼权利和非诉讼权利、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三对范畴。在构建检务公开权利救济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分别理清这三对范畴,从而根据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属性的各自特点,按照相应的程序,进行权利救济。     

检务督察之重要性刍议

检务督察是我国检察机关重要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之一,也是检察机关近年来在不断探寻和完善的重大课题。重要性问题是检务督察制度的基础性问题,直接关系到检务督察制度的理论根基和现实基础。检务督察的重要性问题可以从检务督察对维护社会正义、实现法治及保障人权等方面的作用去分析。     

域外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检察官自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不被社会信任的尴尬境地。200余年来,检察官为争取社会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恪守中立原则、推行阳光检务、加强伦理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措施,以＂公正＂＂公开＂＂公德＂＂功绩＂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国检察机关要提升执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解决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检察官的权能及考核考评机制等问题。     

检务联络室工作机制研究

设置检务联络室,是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适应基层司法需求、延伸检察服务职能的工作创新。检务联络室具有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研究检务联络室的运行机制,对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诉求、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不起诉案件公开听证制度研究

不起诉权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终局性裁判"的效力.不起诉决定可以终止刑事诉讼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检察机关是司法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更应保证自身具有的终局性权力能够公平公正的行使.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对拟作不起诉案件进行公开审查是确保不起诉权公平公正行使的必然出路,也是检务公开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司法民主的必然要求.     

检务督察与监委会监察权力关系勘定及协调

检务督察权与监委会监察权的配置需要遵循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基本逻辑,检务督察部门及监委会在组织机构定位、督察（监察）对象、督察（监察）职能方面应该既相互区别又互为补充。然而,就目前状况而言,检务督察权与监委会监察权之间的关系不明晰,检务督察部门与监委会在组织机构定位、督察（监察）对象、督察（监察）职能方面出现不协调之处,不利于高效地监督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为了最大化地发挥检务督察与监委会监察的功能,应该厘清检务督察部门与监委会的组织机构关系,明晰二者督察（监察）对象范围,确定二者督察（监察）职能,以此形成监督合力,加强对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的监督。     

检务公开制度的“失灵”与进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检务公开制度在基层检察院的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制定者始料未及的制约因素,使得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与其预期目标产生了偏差,进而产生了检务公开制度执行的"失灵"。"失灵"的制度并不必然是失败的制度。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可以为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创新性探索提供必要的空间。上级制度制定者对待制度"失灵"的态度则根据其整体社会效果而定,因此,制度"失灵"很可能成为制度进化的试验田。如果制度的"失灵"总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那么这个方案就很可能获得上级制度制定者的认可,并最终可能以制度或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实现了制度的进化。     

“检务直通车”飞人寻常百姓家

为进一步延伸检察院法律监督触角．开展“检务直通车”工作．溧水县人民检察院结合地域优势．以检察官章壮根同志命名“壮根热线”（24小时涉检农民工维权热线）为平台．结合“检务直通车”有机统一起来．深入开展进村人户，依托检务工作室、站．充分发挥检务工作室作用．变固定场所为流动站点．积极搭建服务群众工作新平台，按照“全覆盖、全延伸”的要求。     

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解构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首次确立了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这是我国现行逮捕羁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强化检察监督的重要举措。对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刑诉法对这一制度规定得过于笼统、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检察机关在具体的侦查监督工作中如何把握、实施该项工作制度是一个难点。因此,笔者试图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精神和检察实际工作,探究这一制度入法的背景及理论、实践基础,进一步探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旨在使这项制度能最大程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以十六大精神指导检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我们应正视检察机关干部人事管理制度长期存在的重大机制性问题:使用方式的责任制主体;职务终身制;考核流于形式;内部流动性匮乏;管人与管事分离;论资排辈等。应切合检察工作实际,从选人、用人、留人、育人诸方面探索与时俱进的改革思路与实践。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探讨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调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制约十分薄弱。由于内部监督效果不理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力虚置和权力滥用现象。我国应当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化当事人、法院和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同时,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监督。     

刑事和解的实证分析与制度设计

在刑事和解立法构建的基础上,以创新检察工作机制为动力,减少社会对立面,构建和谐司法为目标,对我市开展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制度设计,使检察工作更好地服务大局,为重庆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分析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对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以下简称民诉检察监督）制度进行了扩大化修订,然而民诉检察监督制度在诞生之初就因违反诉讼效率,侵犯诉权的平等对抗,破坏司法独立等因素而饱受学者诟病.文章简单介绍了学者们对民诉检察监督制度存废的争议,并试图从民诉检察监督的合宪性,诉讼法理及现实需要等方面分析论证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应当加强的立论观点.     

刑事诉讼视野中检察权的性质及其配置探析

检察权作为检察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行使的与诉讼活动有关的国家公权力,实际是一种行政权.我国现行检察权的构成必须排除法律监督权而使检察机关仅承担控诉职能.检察权的行使必须纳入控、辩、审的正三角结构中,接受司法权的监督才符合刑事法治和形式理性的要求.     

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探讨

民众参与检察体现了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同时体现了司法民主性。目前有三种典型的民众参与检察的模式 ,美国通过大陪审团体现民众参与检察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也是一种典型模式 ,我国推出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另一种典型模式。本文从合法性、代表性、实效性三个角度对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进行了评论。